假如生命是一列疾驰而过的火车，

  快乐与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

在我身后紧紧追随

所有的时刻都是仓皇而又模糊，

  除非你能停下来，

  远远地回头，

      只有在回首的刹那，

 才能得到一种清明的酸辛；

 所以也只有在太迟了的时候，

  才能细细揣摩出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

----------席慕蓉

“死亡”，是人们最忌讳的一个词。快乐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个词；身健心安、心广体胖的人，很少想到这个词。尽管世间有许多乐死、笑死的人，但真正能令人对“死亡”产生恐惧的，却往往是大病。

乐观者不惧死，高呼“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领袖，也仅仅度过了八十六个春秋；自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命在天不由人”之辈，活得或许激昂，但最终也无法把握死亡；悲观者畏惧死亡，希望“向天再借五百年”者，并未延缓死亡的脚步。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人泰戈尔对生死的展望充满诗意之美，却很少有人做到。我们无法选择生，更无法选择死。生和死同样的短暂，同样的不可预知。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闹饥荒的年代，“夏花绚烂”的诗意是没有的，野菜的味道倒是记忆犹新。

我生于忧患，但绝不会死于安乐。

今天重读鲁迅先生的《死》，心头涌起阵阵悲凉。先生在死神面前，是相当清醒和淡定的。尽管后人对他的“一个也不宽恕”的遗言颇有微辞，但如此从容的计划死亡，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死亡，我想了许多。祖辈似乎很少有长寿者，用脑者死于脑。父母均死于脑瘤，我们这一辈看来很难幸免。我很少去看父亲留下来的《本草》、《伤寒杂病论》（反正那些线装书最终也没让父亲多活几年），很少到网上去查“脑瘤”的相关知识。

我担心的只有一点，从十九岁开始，几乎每年要消费一马车酒。三十岁后，酒量大减，身体的酒精含量也低了。但我明白：酒精是吝啬的，他会把帐算得很清楚，一滴也不少，最后从寿命中折算扣除。于是我便常常担心血压问题。二00三年，医生检查了我的血压并且给我提了三条建议：一不能吃咸、辣，二不能抽烟，三不能喝酒。其中哪一样我都一日不能缺。我对医生说：“它（血压）愿意多么高就多么高吧！”。

吃了几瓶乱七八糟的药，血压倒也降了下来。但烟酒是没有禁忌的。龚自珍“读书全为稻粮谋”，我“读书全为烟酒谋”。从不奢望官位什么的，最后连充满水分的学历也懒得去函授或进修。用烟酒催生出毕业论文，交给那些需要的朋友，换来烟酒重新麻醉自己。陷入这一怪圈，加速了死亡的进程。

最近，医生又给我查出了“三高”。这一次，我确实有些担心了。觉得实在有必要展望一下死亡了。

我村有一巫婆，村民都说她很灵验，供之若神仙。她死前的二天，自己去公墓里找了块“宝地”，嘱托自己的儿子将坟墓设在那里，并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一切按计划进行。经此一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神仙”。一个人，能夺天地之造化，让自己大富大贵红红火火不易，但要如此精确的把握死亡，大不易也！

记得小是时，每生一次病，我就享受一次。我几乎每月头痛一次，母亲让巫婆念念咒、烧烧纸便好了，自己还可以吃点美味。上小学后，如果请病假，还可以躲在家里看《水浒》、《西游》甚至是《西厢》。每一次病愈后，便觉得身体清爽了许多，记忆力仿佛也提高了不少。所以，我自小不怕生病。

我不能说“百年之后”，我只能说某日，倘若某日，我患了不治之症。我不会奢求死得太美，像孔夫子的门徒一样，临死前还要“正衣冠”。我的衣服只要能遮蔽身体即可，不能让活着的人再破费，反正再好的衣服也穿不走。

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我不希望儿女们花冤枉钱，让庸医折磨我。我倒希望打一针“安乐死”。于人于已，都是一种超脱。无力为儿女为社会再做事，其实就是废人一个，废人跟死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赖活着不如早死。关键是要让痛苦的时间尽量缩短。

我的死，如果不能如“秋叶之静美”，那就像风一样迅疾，悄无声息：穿过花园，带不走一丝花香；掠过江河，掬不走一朵浪花。我从来不需要回头回望。我一生于国于家无功也无过。即使二十年前个人档案里的政治污点，也不是什么祸国殃民的大罪！我活着时不需要平反，死后更不需要儿孙辈提及。

至于死后的仪式，我说了也是白说。因为我没有法力再干涉活人的举动。在尘世我没有找到一滴“忘情水”，希望那个孟婆不要太吝啬，无论如何也要在奈何桥上赏我一口“汤”，让我忘却前尘往事，无牵无挂的做一个忘情鬼！

我知道，在如此的黑夜里，死神在某个角落里正在打量着我。而我，也在静静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