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到邓保明后,一种悲伤掺杂着惭愧的情绪就强烈地袭击了我.
邓保明是新乡医学院的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去年9月份查出白血病后，他的情绪也非常地消沉，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一直隐瞒着病情，直到今年春节放假后回家，才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家人。在获知这一情况后，亲戚朋友和学校的同学老师都伸出了热情之手，凑了十几万元钱，想靠这些钱做骨髓移植手术，但不幸的是，在亲人中间并没有找到可以配型的骨髓。
他只好去求助中华骨髓库，在骨髓库中很快就找到了与邓保明可以配型的骨髓，但医院告诉他，非亲属移植骨髓要比亲属骨髓移植花费的费用要高的多，大概需要40万。
手术费就成了邓保明远离死神的一道高门槛，昨天他找到报社，问我能不能为他呼吁一下，对于救助生命的事情，我当然乐意去做。
但我乐意去做的事并不一定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在近几年，得白血病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对于白血病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号召人们进行捐款，但在白血病不再是个例的现在，在众多白血病被报道后，人们对白血病的爱心也变得麻木起来，号召社会捐款的效果减弱了许多，一个人得白血病也不再是什么新闻。
我做为一个记者，只有写稿的权利，而没有发稿的决定权，面对邓保明渴望生命的眼神，我不忍心向他说这些，只能对他说我会努力为他做一些事。
人不能没有了希望，任何人面对渴望生命的眼神，我觉的任何人都不希望去打破他们的希望。
看着邓保明远去的背影，惭愧的心里就萦绕了我的心头，无法挥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