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进入新闻圈
　　　　对于记者的了解，和对实现记者梦想的渴望，已经是我进入郑州大学之后的事情了。
　　　　说起进入郑州大学读书，中间还出了岔子。当时我报的专业是中文专业，在郑州大学给我下的录取通知书上显示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１９９４年９月８日，去郑大中文系报到，学费都交过之后，在分配宿舍时才发现中文系的新生名单中并没有我的名字。
　　　去学校报到，家里没有人送，对于第一次到郑州的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中文系的老师建议我去教务处查一查，看是不是漏掉了。
　　　在教务处查询时，我的名字竟然出现在历史系中，我提出把我调回中文系去，但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说，不太可能，就这样，我就阴差阳错地读了四年历史。
　　　但现在回过头来，对于读历史我并没有后悔，感觉到在历史系所获得的知识更广泛了一些，为我的新闻生涯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既然上历史系已成定局，那就好好地读，但我的爱好不能丢下。在当年，历史系属于文博学院，在文博学院中还有一个档案系，１９９４年的招生数和历史系一样，只有３０人，由于人少，我们和档案系的许多课都在一块上，两个系的熟悉程度和一个班没有什么差别。
　　　在档案专业有一个叫吴炳钊的同学，对于文学也非常地痴迷，现在已经攻读完文学的博士，已在湖南大学开始了教书生涯。于是共同的兴趣就让我们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从那时侯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讨论文学之余，开始探讨新闻了。让我迷上新闻，还不得不说我在文学上的一段歧途。
　　　在大学期间，也许我可以被称做文学青年，作为文学青年的我最喜欢写散文和诗歌，刚开始时语言比较平实，一些文章同学看了也身受感动。但不知什么时候，我误入了象征派和意识流的泥沼，为了让别人感到自己的文章高深，便生造出一些字词和句子来，故意让人看不懂。
　　　后来从同学那里得到看不懂的信息时，我就开始反思，我们写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经过半年的反思，我认为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写文章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能娱乐别人，一个是对别人有用，而按照我的路子走下去，给人的只能是折磨。
　　　从那以后，我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写文章时要平实，要让读者轻松愉快地阅读下去。
　　　半年后，我就把文学的兴趣渐渐转移到新闻上来，在我看来，新闻对于其他人来说更有用。
　　　那时，大河报刚刚创办，在大河报上有一个校园内外版，我就尝试着写一些反映大学生生活的稿件，透视盲目攀比、生活浪费等等现象，把稿件邮到大河报，很快就发出来了，在大二期间，大河报就刊发了我１０多篇文章。
　　　有了这些成功，我的干劲更足，在心中，记者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近。
　　　大二暑假，我就回了老家濮阳日报实习，写的大部分是会议稿，说是写，不如说是摘抄。过了一段这样的日子，正好赶上９６年８月的大洪水，我就和濮阳日报的一位老师到了抗洪前线，在那里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才是记者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这样，在大学毕业前，我几乎是每个假期都在濮阳日报实习，报社社长和总编都向我表露过欢迎毕业后到濮阳日报工作的意思。但料不到，就在我毕业那年，濮阳日报换了社长。
　　　说句不好听的话，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派别之争是非常厉害的，毕业后，我在濮阳日报呆了有七八个月时间，每月的发稿量比一些记者还要多，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我实习的身份，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发过什么稿子的实习生的关系转进报社后，感到已无希望的我离开了濮阳日报，转而把我的职业生涯瞄向了郑州。
　　　虽然是在郑州读的大学，但重回郑州还是有些艰难的，来郑州时，我从家里只拿了２００元钱，所带的行李只有一个凉席，一个枕头，一条毛巾被和一个搪瓷缸。
　　　住宿问题怎么办？当时还好，我的许多大学同学还都没有开始恋爱，于是我就象打游击一样，在这里蹭一晚，在那里住一宿。
　　　回郑州，我进的第一家报社是《河南科技报》，但在那里我只上了半天班，听说还要有广告任务，便不辞而别。第二家进的就是《河南商报》，在专刊部干了一个月，在满一个月那天发工资，只发了３００元。
　　　就在我郁闷时，忽然就看见了东方家庭报的招聘广告，很快我就报了名，考试结果出来，竟然是第二名。
　　　从此以后我就步入了新闻生涯的正式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