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独家责任的记者现在只剩下晓鹏和我两个人了，真是应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话。看着昔日战斗在一起的兄弟一个个离开，心里着实不四滋味，特别是今年春节过后，尹海涛的离去让我难受了好多天。

独家责任的记者为什么一个个离开，原因有很多种，有的兄弟感觉到是压力太大，寻找清闲的去处，有的认为和外报相同的部门相比，同样的劳动量待遇偏低，就去那些高薪的地方去了。

但独家责任又给了我们这些留守者什么，我们为什么在留守，在我内心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春节后，独家责任的版面也减少了两个版，记者们轻松了，但压力并没有减少，相反减少的是兄弟们的激情，而增加的是无聊的情绪。

独家责任的版面减少的目的是为了让质量更提高一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版少，一些报道的见报周期被人为地拉长，原来的焦点和热点问题经过时间的流逝，也不再是焦点，也不再被人所关注，见报后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我决定写《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公平破冰尝试》是在3月6日的早上，当时大河报和郑州晚报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我认为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长期在高考中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便进行了细致的采访，采访了对这一问题很有研究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于3月7日写出了4000多字的稿件。

但由于版面的原因，这篇稿件却迟迟无法见报，可就在这期间，作为热点的这一问题，新华社开始了关注，并于3月8日发出通稿，3月13日大河报又对此问题做了专题性报道，虽然大河报和新华社的报道和我的报道在内容和角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关注的是同一问题，见报后的效果打折扣已成定局。另外，虽然我的稿件写出的时间较早，但见报毕竟在别人之后，在报社中也许还会出现“在炒别人剩饭的说法”。

另外独家责任的版面从3月就开始减到了每周四个版，人员比原来增加了两个，但新的考核制度却还没有一个定论，想到这些，心里就会七上八下的。

不说了，在这里说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只有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