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墨迹，《平安》帖典型地体现了其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所阐述的书学思想。其中的单字，线条真如曲折钢钩，万岁枯藤，力道和劲道充满韧性地洋溢于尺牍方寸之间，如快刀斩乱麻，若锥画沙，若折钗股，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载”字的“戈”，确似百钧之弩发，“安”字之横画，犹如列阵之排云。“当”、“悉”二字尤为出彩，使转牵连处，笔锋之轻重缓急、提按映带，皆变幻莫测，“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汉字表达的丰富性在此帖中毕现无遗，展示了毛笔书写审美趣味和理想的无限可能。

临写此帖时，确如右军所说，“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如莅临军阵，磨砺戈矛，蓄势待发。

《平安》一纸，无外乎“遒劲奇宕”四字。董其昌批评王著等人死学王书时说：“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不知个中道理，所以“专得其形，故多正局”。乾隆皇帝学王书，皆一板一眼，呆若木鸡，正则正矣，全无变化，原因恰在于此。

作书笔画须如春木生发，草纵兰舒，始有生意。凝神静思，如鹞子搏兔，落笔无痕，痕在心意间矣。《平安》的纵逸潇洒，奇宕多姿，正出于作书者精气神的凝聚而后的雄姿英发。或如山谷所言，“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

《平安》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帖学和碑学的界限存在融合与突破的可能。董其昌说，“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身为帖学大历史晚期的巨匠，董氏的这句话最可与傅山的言语相对照。傅山倡导碑学书法，宣称“宁拙勿巧”，正与香光语形成鲜明反差。道理何在？

观察《平安》，字字珠玑，不可谓不“巧”矣，因其巧，化境始出。但若十分出彩的“当”、“悉”、“增”、“慨”等字，却渗透着无尽的“拙意”。笔锋的扭转藏露，冲奔回合，摇曳任性，笔画空间的分割变化，显示出与汉代魏晋时期的民间书法暗合的书写习惯。

敦煌残纸、楼兰木简，乃至一些北方的造像记作品中，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的结字和书写本质上乃与大王书写相同。所不同处在于大王的作品更“巧”、更“精到细致”，也更显“专业化”。所以，不妨可以认为，所谓的碑学和民间书风，只是尚显粗糙的半成品。王氏书法与民间书法的区别，就好似精雕细琢的玉器和璞玉待磋及玉矿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以“天然”、“朴素”的字眼粉饰书法作品粗糙、不完美的本质；我们同样不能武断地认为帖学仅意味着精巧妩媚，而忽视了其中蕴涵的“拙”的元素和特征，或者说潜力和可能。

帖与碑，并不存在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平安》是巧的，也是拙的，是巧的内敛，也是拙的升华。我学习此帖，一方面希望在笔法上逼近精到，努力完善提高自己的技法基础，另一方面，更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巧得更巧，于是达到拙的更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