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向日葵
工具：宣纸、毛笔、中国画颜料、墨汁

梵高的向日葵大概是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品了。关于这个才能、性格、经历和命运都与中国明代国画大师徐渭极其相似的西方大师，已经不必多说什么。向日葵难画，所以我尝试这幅作品，自然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力。但我仍然想通过这样一种游戏以中国传统国画笔墨技巧和审美情趣去表现这一印象画经典。这次基本遵照梵高众多向日葵作品中的一幅的原貌去表现，下次我也可能换种方式去探求，比如，徐渭的方式，八大的方式，更中国的方式。

但是当这种追仿到了最后，我或许不免对自己质疑，假若中西绘画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仅仅呈现为工具的不同，面对这种本质的划一和边界的混沌，中国画相对西洋画的独标价值及意义又在哪里（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

东西方人的思想或许存在严重的差别，但就我所接触的外国人看来，其实质并无多少不同，有的仅仅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就人性来说是一致的。理智和情感、性格和脾气，人情与世故，所差无非毫厘。那么，他们的艺术家，也应该趋向相似，因为艺术的本质是人文的，是人性的体现。

但是，又不能否认工具的差异以及由于工具造成的理念的差异，观察事物方式的差异，再进一步说，就结果和习惯而言，书画工具作为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它本身确实塑造了不同的人格和视野以及思维。

在沼泽中爬行、仅仅依靠一张利嘴捕获猎物以及与对象交流的鳄鱼，与在天空中飞翔、仅仅依靠一双翅膀在世界展开行动的鸟，与在海洋里遨游、仅仅依靠一只有力摆动的尾来实现从此处到彼处位移的鱼，以及各种甲壳、软体、节肢、腔肠、哺乳、原生、被子和孢子生物，及至人类，他们都存在显著的行为差异，他们生活的环境和习惯，借助的媒介和物质，导致了他们创造艺术的过程和结果呈现截然不同。

当我把毛笔蘸满藤黄这种最常用的国画颜料，让它的笔触布满柔韧的宣纸之时，我当然知道这种植物性颜料的透明性和不遮蔽性能。那是与油画的柠檬黄非常不同的可以想见的效果。而水的渲染将给原本纸面上安置稳当的色彩和界线带来致命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好，也可能是致命的糟。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水，象崔振宽那样做，并将这种焦墨法运用自如。但那是又一回事。

更重要的在于理念的冲撞。何水法被证明在打破和改变传统国画布局、构图及色彩和气韵的要求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不可能每个中国画家都是何水法，正象不可能每个画家都是崔振宽。古往今来有所成就的大家，也仅仅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作出独到的贡献，获得灵犀一瓣的馨香。更何况，国画先验的那些元素和理念不能颠覆，一旦颠覆，这个艺术就灭亡了。

生活在今天这个工业时代里的人们，面对比先辈更严峻的考验，至少在文化艺术上是如此。尽管他尽可以不去理会这些，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依旧画宋人花鸟、元人山水，也是一条走向必然王国的路。但那是向后的，而非向前的。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我们应该对这个时代有所贡献，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思维与古人是如此的不同。它要求我们很多，但这些至今完成了多少还不好说，至少这个时代的人们不能向历史交一张集体的白卷，让后人耻笑我们除了金钱和欲望，别的什么也没干。

同时，我们又必须庄严面对历史。国学的复兴，不是喊着口号，打着标语。扪心自问，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倾心并自豪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但同时又感到羞愧。我们经不起历史的考问和时代的盘查。我们应接不暇，我们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我们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和生计问题，这是生活在古代的知识分子即士人都无法想见的。

过去，所有的知识分子通过给一个人打工来为人民服务，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通过给无数的“人民”打工来为一个人服务——那个人就是自己。永远的情况下，被服务的总是不能够及时完整地被保障的那部分。

画画是士人末技，是仅存的不为任何人服务的生活状态的一部分。虽然它早已面临崩溃：做画成为“专业”、画画的人成为“画家”。我不是立意反对“立业成家”，然而，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的指向，个人在艺术自由和生命觉察方面的意识，乃至整个社会审视艺术的态度和眼光，在这些事物面前，我感到的如果不是惶恐，那就是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