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子夏读之不解之处在“素以为绚”上。扑素粉使之绚丽。素粉也是打扮里的一道饰吗？孔子答之，先有素，后绘画。

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

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谢氏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杨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

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四书章句集注》）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带给人感观上的美，所因者素也。子夏云：“礼后乎？”礼赋予人人性上的生动，它的质是什么？朱子说：“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如果礼为饰，失其质，礼还有意义吗？故林放问礼之本时，子曰：“大哉问！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朱子解为，“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子夏因学诗而悟“礼后乎”，林放因时下之人重礼之饰，而问礼之本，都是在思考礼与质的关联性。这个困惑不但孔门弟子有，当时的卫大夫棘子成，亦就这个问题问孔门弟子子贡，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子贡提出了“文犹质，质犹文”，并用“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来比喻文与质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剥离了虎豹犬羊的皮并放在一起，谁会吃了谁,谁会害怕谁？虎豹犬羊的皮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长在虎豹身上时，望之即慑,反之，长在犬羊身上时，望之则无畏。慑的是什么？是皮吗？

 “狐假虎威”，狐成不了虎，只能假之。但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在虎，这个皮与质一体，皆出于自然之理，其神态可以从容不迫,没有借假一说,狐假或是犬羊则披之,也变不成虎，成不了山中之王,因为它们缺少山中之王的霸气与习性。而披着羊皮的狼它的狼性尤在，披着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吃羊。它的狼眼炯异于羊的温顺。所以在这个层面说皮与质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假之可以替代的。

 但子贡解的精准吗？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而》）是说“文质”要“彬彬”，物相杂而适均，非“文犹质，质犹文”。“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棘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朱子）文与质可以彬彬，文与质可以和谐一体，但文不是质，质亦代表不了文。正因为子贡此处所学没能通透，所以才会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孔子存告朔之饩羊的目的是什么？复礼！有其心，必有其礼；有其形式，还冀其心之回；如无其心亦无其形式，那将会如何？

 说到朱子的“礼必以忠信为质”，在《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子解其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基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忠信”亦是本性中的质，忠信与孝弟不同，它是行动中体现不出来的，“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礼有名分与虔诚所在，它是天理之节文。也正如有子发扬之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忠信如何有个“节”呢？忠信如何有个名分呢？子夏曰：“礼后乎？”礼是后，但礼亦是性中原有的，先礼与后礼在“和”与“节”中打通。“宁俭与宁戚”只是一个对比之下的选择。礼的用是在“名分与虔诚”中体现的“和与节”。礼的本还是本性通达。孔子说自己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张好奇后世是否可知。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因”的是什么？马氏曰：“所因，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朱子云：“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胡瑗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礼，不是墨守成规，它有所因之为其根本。正如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远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对此程子解为“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君为臣纲，这个礼岂可废之？这里的“君”非特指某人，而是天道。

 质与礼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递进关系，那如何来理解呢？有一句经文可能更能说清问题。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朱子解经为：“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吕大临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尹焞解经为：“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君与臣各守其本份，即是理之当然。定公所言的君与臣，是指人；而孔子所答的君与臣则是代表的天道，非特指时下的人。守得住本，方能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稍有欠妥，即使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并不是说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就会动之必然以礼！礼是天道，但礼得学而时习方能使己笃信。并不是说天道的东西，人不学内心即能存得住。孟子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告子上》）“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朱子）程子曰：“圣贤千言万不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如何求所放之心？归于礼。礼非指责他人，而是存得住自己当下的本心。为君以礼是必然，礼是要求自己；为臣以忠是必然，忠亦是要求的自己。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达分定，民易使也。君使臣失去了礼，就得承担一切天灾人祸的责任！臣事君失去了忠，就无法祭祀先人。范仲淹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胡瑗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心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

 这也是孟子所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上》）朱子解为：“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于安固，则所借者深远而无尽；所借者深，则日用之闲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程子解为：“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潜心积虑，优游于餍饫于其闲，然后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则是私己而已，终不足以得之也。”这不是思辨层面上的论理，而是切身体会而来的明。比如宰我曾有：“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欲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炎，期可已矣。”之说，亲身受教于孔子还有如此之失礼之说，可见自得之有多难。宰我的思辨程度在孔门少有人可比，然而他的内在修行也毁在了这个思辨层面上，不行其理只想当然的辨证分析永远了悟不了道的真谛。宰我还问过老师，“井有仁焉”，初听好似这个问题很难，但这是个伪命题，如同论证羊有三个角一样，即使难亦是不存在的难。宰我失去了不忍之心，不知求，还强词夺理的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崩这样的话，可见他心中的礼与孔子教学中的礼是同名不同理的。他只认可祭礼、外交等的礼的形式化久疏于习，三年将忘，并不清楚孔子教这样一些礼的真目的。真目的明了，形式化的东西还可以学回来。行文至此，想起多年前被拒习经的事情，当时的感觉是徨徨不可终日，如被真理所弃，内心戚然！博学不如明理。初时读此句经文，还不清楚宰我有何失礼之处，相反还认为他所言没什么不妥。因为思辨而思辨，才会不明白错在哪。再看经文，宰我失在哪了？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夫子希望宰我能反求己心，寻其不忍之心。

 由不忍之心，生发出仁义礼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谢良佐曰：“人须是识其真心。方乍见孺子入井之时，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朱子曰：“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己者矣。”失其不忍之心，如何求仁得知，又如何能知礼义之所在？宰我失之本矣。

 有种子不种，也长不成苍天大树。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美质易得，至道难闻。人学而得道，不学则庸庸无为。言儒学为精英之学，诚然！但学儒学更是为自己生命负责，重塑自我，得到一个新生。而非以名学为饰，求入仕之叩门砖。

 学什么？如何学？颜渊说老师教自己的是“博文约礼”。朱子解为“博文约礼，教之序也。言夫子之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胡瑗曰：“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间，行所知。”程子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可与性成，圣贤同归。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是明知，约礼是返性。

 说到此，有个子游与子夏间关于学的侧重点的小笑话。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後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为何子夏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功夫扎实？正因为子夏明了了“礼后乎”。有了这样的礼，方能品节详明，德性坚定，故能立。无此礼，则耳目无知，手足无措，谈何立？孔子教儿子伯鱼及众弟子的皆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程子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这里孔子赞管仲利泽及人存仁有功，非匹夫匹妇的谅可以理解的。但孔子还说过：“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为何管仲有仁有功孔子还要责其礼之失？杨雄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杨时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朱子解经：“枉尺直寻，犹屈己一见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所谓枉小而所伸者则为之者，计其利耳。一有计利之心，则虽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将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杨时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由此可见合于礼与不合于礼凭依的不是功利，礼亦不为王霸服务，而是明道。陷入功利计较之心，就无法跳脱出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志气清明，义理昭著，雍容揖逊，安贫乐道。“礼之后”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激活礼之先，活着究竟求的是什么？为何朝闻夕死亦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