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给自己报纸写的一个专栏，最后没有用

最近没更新，因为有些忙，最近写的东西都不能贴出来

所以，就贴个旧文大家看着玩儿吧，文章没有题目

作为一个音乐娱记，我本来是必须去听羽泉首体演唱会的，但是那天我很不负责地溜了，跑去首体旁边的一个脏乱差的、每个角落都像公共厕所的溜冰场，看意大利力量金属名团迷宫（LABYRINTH）的演出。其实吧，我对这种老金属乐队的兴趣不见得就比羽泉大，我是去见个人的。

这次演出是《重型音乐》杂志组织的，约我去的人介绍我认识了他们那儿的负责人陈胖子，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我猜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的身份客气了两句。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这杂志创刊前陈胖子在北太平庄一带和两三个混混一起卖打口CD，我每次去，都听他和来找他玩的奇形怪状的朋友抱怨：“我们这个杂志标都做好了，你说叫《重型音乐》是不是傻了点儿？听着跟重型坦克似的。”然后就能看见他们拿着杂志标志的打印稿在那儿咯咯乐，每回都是这样，我至少见过他三回。我非常嫉妒，因为我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是我不够格，那会儿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儿。

那会儿我上高中，根本没钱。那年月还没有港版碟，打口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当时打口CD和卖打口CD的人的身价都比现在高得多，像陈胖子这种价格公道又懂行、偶尔还会指点一二的地下传教士更是令小青年如我尊敬。我在陈胖子那儿买了三年的CD，每次到他那儿先问：“陈哥，有减价的吗？”

他一般都会从柜子底下托出个破破烂烂的纸盒子，里面装满脏兮兮的CD，一看就是被无数人无数次挑选后留下的渣滓，但这没什么，我要的就是这个，这些东西的价格是5元一张，后来陈胖子脱离打口行业转向杂志前一个月这些宝贝还减价来着，卖过10块钱3张，绝对是当时的全市最低价。我家里有把二手电琴，还是他介绍我找他一个做平面的骗子朋友买的（这混蛋把国产音箱当进口的卖我了，我好多年后才发现，那会儿根本不懂）。

那时候我多么希望陈胖子能把我当朋友对待啊，他偶尔把我当成年人说话时我总是很激动的。他临散伙的时候搞减价，我背了书包带上积蓄去收他的尾货，进去之后谄媚地喊他陈哥，问他减价货在哪儿？他当时有个朋友在旁边，似乎是个有头脸的人物，陈胖子大概是不想在他面前和我这种小屁孩搞得太热乎，就冷冷地甩了甩下巴。我心中一紧，顺着下巴所指方向看去，那纸箱子果然在那儿。我尴尬且伤心地翻着这些尾货，要知道，我在他这儿买CD已经三年了，我热烈地喜欢着陈胖子推荐给我的大部分CD，如果他准许，我叫他陈亲哥都成，说来别笑，那日我去的时候本来还想叫上另一个同学，我们都喜欢陈胖子，想一起去最后买回碟，顺便跟他道别——好在我那同学有事没来，要不然这场一厢情愿的道别会变得令人羞愤欲死。

就在我屈辱地翻这些碟的时候，陈胖子和他那个朋友高兴地聊着有关摇滚的事情，和陈胖子一起卖碟的一个人跟我说：“唉，你去那边儿挑成吗？”——我档着他的货面朝阳光了。

这还能忍吗？我那叫一个委屈，就差怒得落泪了，我撂下纸盒子气哼哼地出了门，陈胖子那个同行追出来，说你跑什么啊，你就是挡着别的人挑碟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跟陈胖子这几个同行也认识，可是我并不像尊敬陈胖子那样他们，有气就撒他们身上吧。我没说话，骑上车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陈胖子，直到昨天受邀去看迷宫乐队的演出。原谅我说这些，我只是想说，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存在真正的乌托邦，在最底层，生活就是生活，不会像杂志和乐评人说的那样高雅纯粹，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