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以来甘肃省武威县西郊林场发现了几座西夏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其中葬于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的二号墓出土了二十九块木板画。三号 墓清理出二块木板画，更为珍贵[１]，是西夏绘画艺术的珍品，是研究西夏社会生活和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在西夏考古工作中尚属罕见。
     西 夏是以党项羌人为主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它占有今宁夏的全部，甘肃的大部和陕西、内蒙古、青海各一部分，幅员广大。这个政权自公元1038年至 1227年存在了一百九十年，先后与宋、辽、金并峙。西夏在努力吸收汉文化，兼采吐蕃、回鹘等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信奉佛教的同时，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西夏 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西夏文化日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西夏学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学科。
      西夏绘画艺术遗存，论其大宗，主 要有三部分。一是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酒泉文殊山石窟、五个庙石窟、西千佛洞中西夏时代的壁画，二是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西夏雕板画、 水墨画和壁画残片，三是传世西夏文佛经中的雕板画、西夏时代的石刻和其他出土文物中的绘、印图画和图案等。但是这些绘画绝大部分是佛教内容，能够直接反映 社会生活的画不太多。而武威这一批木板画大多是世俗人物画，反映了西夏时代人物形象、精神面貌和衣饰,无疑应在西夏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二号墓的墓主人分别是刘仲达和刘德仁，祖籍彭城（今徐州），都是汉人。根据墓穴的位置推测，刘德仁与刘仲达之间，有可能是父子或叔侄的亲属关系。出土 较多木板画的二号墓，墓主人刘德仁官至西夏“西经略司都案”。在墓中装骨灰的木缘塔顶盖里面有题记:“故考妣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 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庚辰（“辰”应为“申”之误），□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说明是建塔安葬骨灰，而这种塔叫做 “缘塔”。一号墓墓主人刘仲达则曾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２]
      西夏也有火葬习俗[３]。这几座墓的墓主人属西夏统治 阶层，都实行火葬。二号墓安放死者骨灰的两座木缘塔平放在墓室正壁的二层台上。既然铭文中称“故考妣”，可知是夫妻合葬墓，木缘塔通高76厘米，八角形， 塔身书写梵、汉两种文字的咒文。木板画可能依次放置在墓室门内两侧左右两壁和后壁的墙角下，根据所绘人物的身份地位高下顺序，采取对称的排列形式，与一般 宋代雕砖墓中的排列形式相同，而且内容大体相仿[４]。所不同的是这几座西夏墓由于墓室仅用以安葬骨灰，面积相应较为狭小。
     木板画用当 地产的杨木制作，小而精致。最大的长28、宽10.5厘米。最小的长9.5，宽4.5厘米，厚仅1——2厘米。二号墓的二十九幅木板画中，四幅完全剥蚀， 难以判明其内容另有一幅虽然形象剥蚀，但从木板画侧面的铭文“天关”二字，可知画的是天上的星星;其余二十四幅画面内容分别为：老者一幅，随侍四幅，武士 六幅，童子二幅，五男侍一幅，五女侍一幅，老仆一幅，老婢一幅，驭马人一幅，屈腰人一幅，太阳一幅，龙一幅，金鸡一幅，狗一幅，猪一幅（有几幅画面损坏看 不清）。有八幅画的背面或侧面写有文字，它们分别是“蒿里老人”、“大六”、“童子”、“二童子”、“南陌人呼北陌人”、“天关”、“太阳”、“金鸡” 等，似可视为画面的题名。其中个别涵意尚且不明，如“南陌人呼北陌人”，画面为一武士，颇为费解，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木板画中金 乌、龙、星星的形象，反映人们祈望死后飞升，富有宗教意味，属于中国传统的灵瑞图象。例如见于《山海经》的金乌（木板画题名“太阳”），是从战国到两汉墓 葬里经常表现的题材。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等，以后亦曾不断地绘制。在河西地区，重要的实例如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等，都把金乌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５]。西夏字典《掌中珠》里，也有“金乌”这个名词。除了这些宗教性质的题材之外，木板画的内容都是仿照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绘制的侍从、童子、奴婢、武士 之类，突出墓主人生前奴婢成群、受人尊敬的情形。这些形象的资料是西夏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画面比较真实地表现出西夏官服和衣饰的特点，较好地刻划出西夏 党项羌族人物的气质。这可从文献记载和敦煌壁画中西夏供养人的形象得到比较明确的印证。
     木板画中的五男侍，身着高领窄袖长袍，腰束带， 和属于西夏晚期[６]的安西榆林窟29窟等壁画西夏供养人衣饰特点极为近似。男侍脸型方圆，留有胡须，鼻子略高，体态修长，唯其发型不是“ 秃发”，而是 覆发下垂至耳际又上翘。元昊继位后于显道二年（公元1033年）下“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尊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 民争秃其发。”[７]可见对于秃发，是下了严令的。西夏秃发之制由莫高窟245窟、榆林窟29窟壁画供养人形象得到表现，看来与东邻契丹人髡发相似。但 是，现存表现西夏秃发习俗的实物资料毕竟很少，秃发令的实际施行情况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幅木板画放置在靠近木缘塔的地方。男侍衣着黄、红、 赭等色，表明他们是接近墓主人司吏之属，很可能是由西夏党项羌人来充任的。三号墓的两个男侍，均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也具有西夏官服的特点。
     同五男侍相对应的木板画五女侍也都身着窄袖长袍，前四人头上有圆形髻饰（或冠饰），这与敦煌壁画中的回鹘女供养人及后来的西夏女供养人的发饰相同，是受到了回鹘的影响在西夏妇女当中流行的一种发式。元人马祖常写的《河西歌》云:

      对当时妇女的衣着发式作了形象的描写，说明当时妇女梳高髻十分普遍。
      木板画“蒿里老人”头上戴的尖峨冠，在别的时代很少见，敦煌壁画中的西夏男供养人像和国师像有类似的帽子。
     木板画中，一些托盘或托唾壶的童子，身份地位较低下。他们头上结环形发髻，身着宽袖长袍，袖缘垂得很长，或涂白色，仍然较多地具备汉族衣饰特点。
       窄袖袍服并非西夏所独有，沈括《梦溪笔谈》里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缘,短衣长   ，有      带，皆胡服也。窄袖便于驰 射，短衣长   便于涉草。”沈括的说法虽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却说明了北方民族服装的基本特点。西夏建国以后，元昊改大汉衣冠，创制了颇具特色的党项官 服制度。西夏据有河西故地，境内还有汉、回鹘、吐蕃、塔塔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在服饰上亦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向。
     墓室内的这些木板 画，仅仅是对一些人物的简单描绘，所反映的内容当然不具备社会风俗画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西夏时代的人物风貌，是一批形象的历史资料。在艺 术上，这些木板画体现了我国宋代写实的画风。所绘的人物形象都取自当时真人的形象。五男侍和五女侍一望而知具有西夏人物气质。戎装武士是墓葬中表现比较多 的题材，木板画的绘制摆脱了以往镇墓神将的狰狞怪异的样式，而是活生生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武士形象。武士身着铠甲，头戴兜鍪，气概轩昂而立，由于在造型 上作了合理的夸张，使人物的性格表现更为突出。
      木板画童子的幼稚和纯朴无邪,对主人的敬畏，亦显生动。
     对于驭马人 的表现，更是栩栩如生。也许是为墓主人乘骑出行作准备，骏马已备好鞍鞯，昂首扬尾，四蹄腾起作飞驰状。驭马人左手勒马，右手执鞭，面向马首，在马的前侧跣 足奔跑，他全神贯注，动作敏捷而神色镇定，有效的控制着奔马，形成一幅生动而热烈的驭马图，很富有感染力。马在军事上和日常生活中用途广泛，特别在河西地 区更为重要。我国古代艺术中塑造马的形象曾有杰出的成就，与木板画墓同出于武威的雷台汉墓的铜奔马，就是代表性的杰作。西夏的驭马图虽是年代较后的木板 画，艺术上不如铜奔马的完美，但它们的作者都是运用自己特定的艺术手段尽情地歌颂骏马的优美形象，在不足十五厘米长的狭小木板上，作者突出马的作用，大胆 采用了很满的构图，却毫无拥塞之感，人和马迅疾有力的动态如此生动，令人叹服。
     中国人物画发展到宋代已臻成熟。北宋画家顾闳中、李公麟 等使人物画技法更为精进。南宋李唐、马远等人的人物画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与表现手法的丰富性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埋藏在地下室内的木板画，出自僻远 地区的民间画工之手，若以精工论，它们显然赶不上供人观赏的庙堂壁画和流传世间的文人画。但它们却同样是以中国传统线描技法为基础的绘画艺术作品，刚劲有 力的铁线描富有变化。作者注意到用不同的线条表现不同的质感，面部线条圆润柔和，发饰及胡须有蓬松之感，衣纹则用线潇洒流畅。在用色方面，作者注意到了画 面的协调，配合线描勾勒的画法，着色大部分平涂，色彩多用红、黄、赭多种暖色。服饰上的鲜红色调使人联想起《河西歌》中的所谓“茜根染衣光如霞”，就是用 茜草根做红色染料，染出来的衣服光亮如霞。这与敦煌石窟西夏壁画的青、绿色基调迥然不同，应与现实社会中西夏官服制度尚红、黄有一定关系。
     西夏木板画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们的作者——画工，长期深入社会生活，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捕捉到了一些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并用朴实简捷的笔触表现出来，因此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墓室内彩绘木板画历史久远，两汉以来已获得较高成就,西汉马王堆漆棺画[８]和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９]更是其中的精工之作。近年来甘肃境内屡有汉代 木板画的重要发现。此外，墓室壁画（包括彩画砖）在河西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规模较大的嘉峪关及酒泉魏、晋壁画墓[10]就是著名的实例。所有这些都是西 夏木板画出现的传统渊源。武威西夏刘德仁家族墓葬出土的30块彩绘木板画是在这一传统渊源之上的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是遗留到今天成为不可多得的古代艺 术珍品。我们需要利用这一生动的材料，对于西夏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历史，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１]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２] 一号墓出土残木塔顶部题记:“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囗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时大夏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日百五侵晨葬讫，长 男刘元秀请记。”另一木塔内六角形木板盖中题记，“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娇，殖大夏天庆元年正月卅日身殁，夫刘仲达讫。”另有一块未经加工的木板上有题记: “彭城刘庆寿母李氏，殖天庆元年正月卅日讫”。
[３]见注[１]陈炳应文
[４]例如甘肃镇原庙渠公社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雕砖墓室中的侍从、牵马人、牵驼人、武士等，见《庆阳地区文物概况》。
[５]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
[６]参照宿白《莫高、榆林两窟西夏洞窟分期目次（草稿）。未刊稿。》
[７]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
[８]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９]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10]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另见[５]。

                          （作 者:张宝玺 陈炳应 200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