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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曹宗国老师《唐玄宗真是一位悲剧“情圣”吗?》

(2016-05-20 23:49:34)
分类: 读后感、观后感(Review)

梁蓉读曹宗国老师《唐玄宗真是一位悲剧“情圣”吗?》

 

看到曹老师的这篇文章被新浪推荐很高兴,我欣赏曹老师“站着读经典”的学术态度和评论立场。

我的这篇读后感字数超过了新浪转载系统的限制,故没能在曹老师博客里直接转载成功,只好改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把曹老师的原文及链接附在此读后感之后。特此说明并向曹老师致谢!

我赞同曹老师对《长恨歌》的解读:应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并非是歌咏唐玄宗这位“情圣”,而是用唱情歌方式来记录这件先皇的过失,是一种委婉地讽喻,一种善意批评。

 


我赞同曹老师对《长恨歌》的解读的
原因有三:

其一,白居易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不可能直白地批评一个皇帝,在封建社会中公然写诗讽刺或批评皇帝是万万不可的,无论这个皇帝是当代皇上还是先皇,都是大逆不道犯上的死罪。因此白居易把对唐玄宗李隆基荒淫、误国的讽刺和批评隐含在诗中,这就是诗中那些对情欲泛滥和极尽奢华的排场的细细铺陈。最典型的是这些句子:“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可见唐玄宗重色非一日两日,而是长期如此,但重色只要不过度,别说皇帝,就是普通人也无可厚非,白居易在开篇就将唐玄宗的本性摆得明明白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就不是“重色”而是荒淫无度了,作为统领国家的皇帝怎么可以不理朝政呢?接下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表面上看是赞颂杨贵妃光宗耀祖,细想是谴责唐玄宗纵容杨贵妃的亲属拥权乱政。“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军队竟然连皇帝的命令都不听了,这就到了误国的程度了。尽管诗的后面用了许多十分煽情的句子渲染唐玄宗对失去杨贵妃的伤痛和对她的思念,但这些渲染难掩前面对唐玄宗的暗讽和批评。这首诗的确让人读了黯然神伤,白居易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既记录了史实,讽刺、批评了皇帝的错误,也以史鉴今,而又不犯上,不触怒文人、政客,使这首诗能够传唱开来并传承下去。

其二,诗歌,尤其是具有叙事特色的长诗的精神内涵不止一个点,这样的诗歌精神内涵丰富。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把这首诗理解为政治批评,那就把这首诗看得太低了。除了政治,诗中白居易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也是有批评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一句放在今天我们会认为唐玄宗具有专一的美德,可皇帝的任务之一是开枝散叶,繁衍子孙,杨贵妃在那时其实犯了“专宠”的罪过,皇帝仅仅宠爱一个妃子也是不合适的,这个“不合适”不只是影响后宫稳定,更直接影响朝代传承。另外,皇帝的“专一”往往还会导致外戚扰政,不利于朝政巩固,对朝廷来说是坏事。除了讽刺和批评,白居易对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感情是有充分的感动和同情的,这些句子“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无不是深情款款的悲歌。这些对唐玄宗极度思念杨贵妃的描写将唐玄宗的“重色”升华了,按说不管是做皇帝还是做太上皇,女人是少不了的,何苦死死追思一个死了的妃子呢?所以,这首诗确实在后半部分把唐玄宗的“重色”升华到了“爱情”。这种升华是白居易违心而作的,还是他本来就是这么看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感情的?或者,他既不是违心地“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感情,也不把他们的感情看作爱情,他只是纯粹地因艺术的需要把他们的感情升华为爱情?值得深思。

其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和管理社会,除了运用法律之外,还规定了一些精神准则和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禁锢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和行为枷锁,如“三纲五常”。然而呢,唐玄宗作为一个皇帝,显然他把自己置于“三纲五常”之外和之上。在皇统意识里,不仅普天之下的国土属于皇帝,普天之下的女人也属于皇帝,都可以拿来享用,恐怕只有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能堂而皇之地占有。

我们来看看统治阶级用来统治社会的“三纲五常”: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用这个统领准则来规范君、臣、子、妻之间的上下级服从关系。

“五常”:仁、义、礼、智、信,用这个基本道义准则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及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把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与以上准则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唐玄宗的行为既是符合这个准则的又是与之相悖的:作为君和父的唐玄宗看上了儿媳杨玉环,作为儿子和儿媳理应绝对服从,符合“三纲”;反过来,作为君和父的唐玄宗却没有遵守“五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皇权至高无上是主要原因,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上面说的“在皇统意识里,不仅普天之下的国土属于皇帝,普天之下的女人也属于皇帝,都可以拿来享用,恐怕只有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能堂而皇之地占有”,所以呢,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皇帝身上,而是发生在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人之间,定会被法律和社会视为乱伦。因为有这样的皇权意识,这唐玄宗才不认为夺占儿媳妇是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而是正当名分的。白居易当然不可能批评唐玄宗公然违反“五常”,他在这首诗中直接把唐玄宗夺占儿媳一事忽略了——开篇第二句便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事实上谁不认识,不知道这位当朝皇上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呢?但现代人无论如何不能要求白居易在当时批评唐玄宗违反人伦和道义,我们阅读、理解任何作品时不应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忽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曹老师所见一致,我从不认为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感情属于爱情,虽然唐玄宗在杨贵妃死后对她的思念那么感人。人总是有感情的,对一个死去了的,曾经极度宠爱过的人怎么会不思念呢?但真正的爱情是排除强迫行为,也是排除服从关系的。这种思念是人之常情,不是爱情。

人世间绝大多数的爱情是相互间自然而然产生的(包括同性恋),发自内心的对对方精神和肉体的爱慕和渴求。当然,也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存在。强迫和服从因素下的关系也有可能产生感情,但这种感情够不上爱情的高度。离开丈夫去做公公的嫔妃,杨玉环一开始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皇权所迫的,而且,她对唐玄宗的绝对服从贯穿始终,包括最后遵旨自尽。很明显,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掺杂了爱情中不应该有的强迫和服从这两个因素。尽管后来他们俩两情相悦,但这不意味着发生了爱情。在封建社会身不由己的女性之一杨玉环,是封建皇权的牺牲品。

说完了“情”,在来看看“性”。关于杨玉环是否喜欢唐玄宗给予的性爱这一点,没有证据能够说明,我们知道的是,她的最大职责之一是满足皇帝,要满足皇帝,首先要取悦皇帝。所以你看,连性爱这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关系,爱情从何而生呢?现有的“证据”是“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因为唐玄宗与杨贵妃双方的原因呢,还是唐玄宗单方面的原因呢?作为妃子的杨贵妃不仅在精神上必须绝对服从唐玄宗,在肉体上也必须绝对服从唐玄宗。所以,谁能得知?这是千古疑问。

总之,我看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是宠爱(精神的和肉体的)和依恋,不是爱情;杨贵妃对唐玄宗的感情是在绝对服从基础上的敬畏、欣赏和崇拜,也许,她对唐玄宗给予她的性爱也是满足和喜欢的,但无论如何,也不是爱情。

 

 

梁蓉(笔名:十步芳草)

英文名:Angela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5月20日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88bb980102wo6h.html

 

 


 


附:曹宗国老师原文唐玄宗真是一位悲剧“情圣”吗?

这种说法是评论白居易的《长恨歌》引发出来的。《长恨歌》的主旨,历来有爱情悲剧、讽喻和二者兼具三说,现在人们偏重于爱情悲剧说,认为唐玄宗以帝王之尊,居然对杨贵妃爱得那么深切,爱得那么专一,爱得那么长久,甚至不顾江山社稷倾危,在招致叛乱兵变不得不生离死别后,依然魂牵梦绕,他真是一位值得赞美的悲剧“情圣”。

 

对于这种说法,本读书人曹宗国很不以为然。我认为首先要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男女关系能否称得上爱情搞清楚。爱情悲剧论者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把一个封建帝王同妃子的爱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天长地久,这是表现了人间爱情的复杂性;这种超越社会身份、政治属性甚至人伦关系的真爱同现实羁绊的冲突是千古遗恨。这样的爱情观当然是很现代的、很前卫的,但是,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是否有如此超前卫的用意,实在值得怀疑。江湖上流行的所谓江山美人的帝王情结,难道能视为现代意义的爱情吗?

 

白居易当然是擅情高手,最初其友人王质夫劝他写这个题材时就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但白居易所擅之情,除了对琵琶女、陵园妾那种同情之外,恐怕主要还是他和小妾樊素、小蛮那种情。这样的情同“关关雎鸠”的情、“孔雀东南飞”的情,良人执戈罗敷女的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同现代意义的爱情观更不能同日而语。他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只不过是将心比心而已,尽管写得爱恨血泪、碧落黄泉,但毕竟不能说成是爱情,也不能视之为宽泛意义上的正常情爱或性爱。一个70岁的老皇帝和妃子的情爱,而且是不伦的情爱,说穿了也就是情色肉欲。唐玄宗再喜欢杨贵妃,再为失去她而伤感,再思念她,也只不过是沉湎于情色不能自拔。这样的情,白居易歌之咏之、古代一些封建士大夫为之津津乐道不足为怪,但我们今天怎么能视之为多情、甚至还将其拔高为爱情呢?怎么还要说由此而产生了什么千古遗恨呢?

 

最重要的是,唐玄宗是否悲剧情圣,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和《长恨歌》的文本妄加推断。

 

事实上,《长恨歌》文本里所写的内容,虽然极力铺张唐玄宗的多情,但他的情无非是情色肉欲。全诗开篇第一句就点明“汉皇重色思倾国”,然后就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
,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如此浓墨重彩,那有什么纯情真爱?岂不尽是一个帝王对美色的荒淫吗?其中“梨花一枝春带雨”云云,连南宋周紫芝在《
竹坡诗话》也说:“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唐玄宗的如此多情,难道就是所谓“情圣”吗?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在诗中明白讽刺其骄奢淫逸“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揭露其败坏朝政“姊妹弟兄皆列土”,所以古人就看出这首诗是有讽喻意味的。

 

 

应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并非是歌咏唐玄宗这位“情圣”,而是用唱情歌方式来记录这件先皇的过失,是一种委婉地讽喻,一种善意批评。因为唐玄宗晚年的堕落腐败实在是荒淫无道,搞得国家出大事了,发生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玄宗的荒淫招致朝纲颠倒、官僚倾轧、社会矛盾激化、藩属叛乱,葬送了开元之治,毁了盛唐国运。这不仅是当时唐朝的严重教训,也是一个永久的政治历史教训。处于中唐时期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对此应该有所认识,至少他也不会轻浮到拿这个沉痛的政治教训当艳史,他也没有必要掩盖本朝历史、为先皇文过饰非。腐败堕落骄奢淫逸必然导致江山动荡倾覆,这才正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长恨所在。白居易故意把历史的长恨歌当情歌唱,统治者能容许,士大夫津津乐道,妇孺童叟也可知晓,于是传唱千古,成为最生动的史鉴。我们今天来评价这首诗,也应该如此看待它的积极意义。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88bb980102wo6h.html

再次感谢原文作者曹宗国老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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