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的人间天堂伍家岗

       我1962年出生在宜昌市璞宝街，在璞宝街跟随外婆生活了几年，八岁多时我父母在位于那时属于宜昌郊区的伍家岗的宜棉厂分了房，把我和哥哥接到身边生活，我童年生活的天地从狭小的市井变成了广阔的郊区。1970年距罗洪波先生考证的1931年无地名的黄泥巴乱岗得名“伍家岗”过去了39年。我儿时的伍家岗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没有纵横交错的宽马路，没有大商店、大医院、电影院等，与农村差不多。伍家岗有几家工厂，各厂各自有小卖部、食堂、医院等配套设施，自成一统。宜棉厂是当时宜昌最大的工厂，号称“万人纱厂”，配套设施比其他厂更齐备，连自来水都是自给自足的井水。生活在伍家岗的人把城区叫“市里”。

       搬到伍家岗居住使我的视野一下子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洋坝、堰塘、临江溪、江边都是我们小孩子撒丫子玩的人间天堂。其实璞宝街离长江只有步行十来分钟的路程，并不远，但外婆像我的小伙伴们家里的大人一样，不许我常到江边玩耍，怕不安全。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璞宝街、大南门、小南门这一块儿。搬家就像为我打开了一扇大自然的门，郊区与市区截然不同的景象让我目不暇接，欢天喜地。上学在那时不是孩子们的精神负担，不用打夜工苦读，家庭作业三下两下就完成了，周末是星期天单休，但单休比现在孩子们的双休更轻松，因为没有补习班。

       我对伍家岗的记忆是有声有色，有故事的。

       叫做“洋坝”的田野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地方。春天的洋坝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一望无垠的嫩绿的油菜、一畦畦缀满紫色蝴蝶花的蚕豆苗、一架架牵丝爬藤千姿百态的豇豆、四季豆、黄瓜秧……春日的阳光和雨水催生着万物，一切的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急匆匆地生长，我还没看够，洋坝就在一转眼间从整齐划一的绿油油变成姹紫嫣红了：黄灿灿的油菜花开了，蚕豆的蝴蝶花变成了一个个饱满的豆荚，红的番茄、绿的豆角、青的黄瓜、紫的茄子、黄的玉米都争先恐后地出来了。不过，别看洋坝田里有不少农作物，菜场里的菜却永远供不应求，因为那些菜不只是供给住在伍家岗的人，也包括宜昌其他地方。洋坝的农作物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肠胃，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盛宴，这视觉盛宴是住在市区内的人们不常享受到的。洋坝也给我们提供了嬉戏玩耍的乐园和宝贵的食物。夏风掀起的金黄的麦浪里常常传出肆无忌惮的笑声，那是不懂事的我们在麦田里疯打追赶、捉迷藏哩，我们累了就坐在麦地里聊天，或者坐在田埂上望着如画的田野发呆。我们在田边挖节耳根、地米菜、棉花菜，在田埂上掐狗交荟，我们这些女孩子们挖的野菜是家里菜蔬的重要补充。

       计划经济年代物质匮乏，购物除了付钱外还得付被称为“计划”的票证，有油票（食用油）、肉票、粮票、糖票、布票等等，所以不仅伍家岗，宜昌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养有家禽，市区的人家大多只养鸡，郊区的人家除了养鸡还养鸭和鹅。家里的鸡不用孩子们操心，它们被养在鸡笼里。鸭和鹅是需要天天放出去，赶回来的。堰塘是孩子们养鸭、养鹅的好地方。浮萍和堰塘里的鱼虾是鸭和鹅的食物。孩子们每天上学前把鸭和鹅赶到堰塘里，放学后再从堰塘把它们赶回家。每家每户的鸭和鹅都认识它们的小主人，辨别得出小主人们的声音。虽然我们对鸭和鹅发出的呼唤声调子是一样的，都是“啰啰啰啰……”，但每个人的音色不同，所以它们听到主人的呼唤会立即从水中返回主人站立的地面，绝不会认错人。鸭和鹅上了岸摇摆摇摆地往家跑，小主人们则跟在它们后面。我母亲也买回了两只被她当作“鸭”的小动物，她的动机不是改善生活，她是把它们作为玩具买给我的，她和我当时都不知它们其实是鹅，直到鹅的鼻子上出现了凸起我们才知道原来它们是鹅，我母亲也没想到我能够把这两只鹅养到十几斤。当然，这两只鹅最后成了家里肉食的重要补充。那时人们缺衣少食肚里差油水，我养的鹅被杀了我也没有感到伤心，还吃得香极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除了在堰塘养鸭、养鹅外，还在堰塘里捞鱼摸虾。我没见过谁捞到过大鱼，也没见过谁摸到很多虾，但我们依然兴味盎然地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项活动与养鸭和养鹅不一样，跟吃没有关联。

       住在伍家岗的城里人除了养鸡、养鸭、养鹅外，还种自留地。宜棉厂的职工比其他厂的职工更有条件种自留地，因为宜棉厂靠近江边，江边有大片的沙土可以耕种。我们家种过葱、白菜、红菜薹、洋葱、土豆、蒜薹、辣椒、番茄、茄子和豇豆。我们家的自留地每年都丰收，我母亲把吃不完的蒜薹、辣椒腌起来做下饭菜，把茄子和豇豆用水汆一下晾干，做成干茄子、干豇豆，冬天完全买不到蔬菜时拿出来做辣椒炒干茄子、干豇豆烧肉。那时人们把吃肉叫“打牙祭”，打牙祭时是肠胃最幸福的时刻。自留地出产的作物是人们家里菜蔬的主要来源。

       大男孩的娱乐活动单一，好像就只钓鱼这一项。临江溪是我哥哥常钓鱼的地方，每回他钓鱼都要带上我。我不会钓鱼，只坐在地上看他钓鱼。我记得他曾钓起一条大武昌鱼，拿回家我母亲称了说有两斤三两。临江溪也是我哥哥常带我去游泳的地方，他觉得临江溪比长江更安全。八岁多的我可以一口气在临江溪横渡一个来回。

       我父母只允许我在哥哥的带领下游泳，不允许我私自游泳，尤其不允许我在长江游泳，他们说“大河”不安全。可那时的我哪知“安全”是什么意思？既然我能在临江溪游泳，为什么不能在长江游泳呢？不都是在水里吗？我和我的小伙伴常常偷偷摸摸地去长江游泳。我们没有任何安全设备，见都没见到过游泳圈之类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怕过死，因为不知道死的滋味。我八岁多就敢在停在江中心的趸船上往水里跳，我们叫这种跳水姿势为“插冰棍”，姿势不正确时成了“拍门板”，拍得身上通红生疼，不过我们不拍疼，屡试屡败，一个劲儿想学会真正的跳水。虽说是偷着游泳，但事情总是败露，因为我们个个晒得除了游泳衣罩着的部分外到处都黑不溜秋。不过我没听说哪个因为偷着游泳挨吵挨打的，游了便游了，最多听两句唠叨：“下次不要再游泳了。”过后照游不误。我们的身板儿都很好，这与大量的户外活动分不开。

       儿时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分璞宝街和伍家岗两部分，伍家岗这部分印象更加深刻，因为伍家岗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对伍家岗的情感也远比璞宝街更重，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几年，父亲从二十几岁直到七十四岁去世都在伍家岗，我父亲是宜棉厂元老级人物，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这个厂。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所以虽然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转学到市区去了，之后长期工作的地方也在市区，但伍家岗一直在我心中是家的所在。我在璞宝街落地、发芽，在伍家岗长大。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从此我们家彻底地离开了伍家岗，但伍家岗生活的情景无论过去多少年也不会在我的记忆里变淡，更不会消逝，哪怕我心爱的洋坝的田园已经消失，我喜欢的堰塘已被填埋。伍家岗有些地方还没变——临江溪还在以她玉带般的美姿装扮着伍家岗，也滋润着两岸的农田，长江还在为包括宜昌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奔忙不息，那道我曾在上面跑过千百回的江堤依然巍然不动。伍家岗，这块1931年前没有名字的黄泥巴乱岗经过宜昌人的辛勤雕琢已成为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贸云集的，一颗闪耀在长江边的灿烂的明珠。

       人对生活过的地方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这情感植根于养育过人的土地，不会因时代变迁或居住地的变迁而改变。此刻我虽远在异国，但依然时刻关心、关注着我的祖国和家乡。当我读了《三峡晚报》详尽地介绍在我生命里留下深深印记的伍家岗历史的文章后，当我得知宜昌有学者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伍家岗地名的由来——因伍姓家族得名、进一步厘清了伍家岗的历史时真是倍加欣喜！宜昌有像罗洪波、方龄皖、李瑜先生等这样的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历史和发展的人真是有福。宜昌有长达五千多年的悠久的文化底蕴，有亲厚、淳朴、豁达的民风，有山清水秀、水运、陆运、空运都通畅无阻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宜昌人有心，有志，有能力，我相信宜昌的未来自当愈来愈好。

梁蓉（笔名：十步芳草）

英文名：Angela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3月8日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3月13日补充信息：

此文中国时间2016年3月12日发表于《三峡晚报》08版

由于版面限制发表的文章有删减。

以下照片由宜昌历史研究者罗洪波先生所摄，在此致谢！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3月13日补充照片在此。

以下照片由我的好朋友紫琳所摄，在此致谢！

附：《三峡晚报》电子版链接

http://ctdsb.cnhubei.com/html/sxwb/20160312/sxwb2859231.html

感谢方龄皖先生、罗洪波先生！感谢我的好朋友紫琳！

感谢《三峡晚报》为伍家岗历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