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1的汪汪与菁儿很欣赏我在应老师的花园中写下的开篇这句话，认为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已经很习惯有应老师的厦大..... 

  

   而我同样欣赏也是应老师的小朋友诗人黄静芬在追思会上说的话，她道出了我深切的感受：应老师出身名门，优雅高贵，从容大气，有名门之后所有的优秀品质，却没有名门之后惯有的毛病；她是学者，学贯中西，造诣精深，有学者所有的优秀品质，却没有学者身上惯有的毛病；她是教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有教授的所有优点，却没有教授身上惯有的毛病；她是女人，美丽可亲，品味超凡，有女人身上所有的优点，却没有女人身上惯有的毛病。

    也许这世界上并没有完人，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天然地本真的就带给我们这样的完美！

   看看应老师吧---真有女王般的优雅高贵，又有慈母般的温暖祥和``````

 

 

  



 1984年元旦在应老师凌峰家中与应老师罗罗菁儿。

1986年三月与应老师在厦大芙蓉湖畔。

在应老师白城家中。

不同年代在应老师芮老师的白城家中。

1995年与应老师晓红在鼓浪屿。

2002年与应老师在嘉庚楼前。

 九十年代中期在白城应老师家中，林铁民老师与台湾来的学生爱月在座。

 

已经忘记是在座的谁过生日了。但这是应老师家常有的家常一幕：好友、学生、也成为学生的小阿姨，特别是应老师手中捧着爱月抱着的小猫猫。

 自己的节日又一年，与应老师及王玫、姗娜。

去闽北采风，在永安与应老师、小叶、黎兰。

 

长途颠簸跋涉后在雨后的安贞堡。 




与菁儿汪太在应老师家中。

菁儿上北京后有来厦门的时候就一定是我们重温当姑娘时在应老师家中有好酒不如有好友的快乐时光。

与应老师晓红。

七七级学姐留系任教后又去香港的李萍，回厦门看望应老师芮老师时，与七七好友心丽、水涌等与应老师芮老师合影。旁人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可能还是唯一一张系四任女工委的合影：应老师--李萍--丹娅--晓红。

 八十年代应老师与系里的女老师们。

 1994年的一次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合影

 1994系庆73周年时系友们与应老师欢聚。

 

90年代中期系教工考察东渡港新貌活动时穿红衣的应老师。

九十年代中期，轮渡边的公园里开了厦门第一家必胜客，应老师和我们尝尝新去！

 鹤发童颜着紫衫紫裤好美的应老师。

 鹤发红巾风度翩翩的应老师，于一众中特别亮眼！

九十年代的应老师和我们。

 2000年后的应老师和我们。

附：

 

至爱亲朋：

我们的慈母应锦襄因病于2011年一月九日住院，经多方治疗无效，痛于公元2011年6月24日12时于纽约市布朗士黎巴嫩医院安详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依照她的生前意愿，遗体已捐赠医学科研机构。该单位将为她的遗体火化并以纪念仪式进行祭奠，骨灰撒入大海。因此不再举办任何悼念仪式。

在她生病期间，我们一家，父亲、子、女、婿、媳和孙女均在侧侍奉。外孙女也从上海来纽约探望。另外还有她的学生和朋友叶之桦，陈松钦，陈志丹，陈焉特地远道来纽约医院探望。这五个多月，她的亲友和学生经常发来函电表示关爱和鼓舞，家属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母亲曾于一月二十一日口授一函如下：

至爱亲朋：

今天我在病房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在苍茫的清空中，向前跑去。这一路就是她的人生。

我现在面对死神，感到的是生的喜悦。当我一个人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感谢你们：我的家人，朋友，主要是我的学生。

我的一生很不成功。我感谢苍天给我这职业，使我的生活充满探索的快乐，非常感谢！

大概死不掉，还要重写。

锦襄，一月二十一日口授，由姗笔录

芮茵，芮菁同上

2011年6月24日

 

唁  电 

惊悉应锦襄先生不幸仙逝，不胜哀痛！先生毕生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造诣精深，成果卓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其道德文章，深为同人景仰；其为人师表，深受学子爱戴！

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损失。先生虽去，其为人为学永在我们心中。谨此致以深切悼念，并敬祈家属节哀。

应锦襄先生一路走好！

应锦襄先生永垂不朽！

      厦门大学人文学

厦门大学中文系               2011年6月26日

 

 

 

 

悼  文

 

泪湿衣衫悼恩师

盛子潮

先生走了，先生走得太匆忙，来不及和我打声招呼，听水涌兄转述，先生临走前说：我一生很不成功，但我感谢上苍给我的这一份探索的事业，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尤其是我的学生。作为学生的我，听到先生的话落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我看见坑里有我的悔恨，有我永远的痛。

久违的泪水慢慢溢出眼眶，这是一个５０多岁男人铅一样的泪水，婆娑泪眼中的那个年代有点模糊。

１９８２年，我从一所小城的大学考研投奔到先生门下，先生家的客厅成为我心灵的栖息地。先生在客厅为我和师兄以建授业解道，一年后加上师妹李清，师弟朱二，后来先生的先生芮老师也像学生一样听课，每到结束时，芮老师会问一句：结束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孩子般地叫嚷：喝酒，喝酒。于是，我们就去地窖选酒――那地窖藏着多个品种的酒；打开冰箱取下酒菜――冰猪头肉、酱萝卜之类，此刻，先生以慈祥的目光看着这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有时她也喝上一小盅，于是笑语混合着酒和烟的味道在先生的客厅里弥散。而我的酒癖大约就是那时种下的。

毕业之后，我再没有在先生家的客厅和芮老师、师兄、师妹们喝过酒，这一幅画只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先生的老家在浙江永康，毕业后我回杭州工作，和永康文化界也说得上话。于是，我几次邀先生回永康走走。这一年，先生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尽了弟子之礼。在陪先生永康寻根的几天，先生开怀，我也舒心，先生叹息，我亦扼腕，仿佛又回到了先生家的客厅时代。临上火车时，先生很文学地对我说：你在浙江走路要轻轻的，一不小心会惊醒一个名人的梦――这句话后来我听几个人讲过，但先生说的是“原创”。

之后，我和先生就只有书信和电话了。２０００年，妻子锦绣一场大病后执意在杭州开一个纯真年代书吧，先生得知后以一首诗示我：

瓶开炉篆列缥缃

雅为书神作道场

当轩轻风清似水

临墙日影淡于香

窈窕红袖相低语

落寞青衫独引觞（丹娅语）

为问闲愁消得否

老怀无奈是苍凉

可惜学生愚笨，不通诗律，不能和先生唱和。悔恨的还有：先生在杭州有一桩老宅房产纠纷，我辗转托人后终是无果；先生嘱我写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我承诺了却没有兑现；２００８年，先生已长居上海，先生的外孙女罗罗来书吧作客，我让罗罗一定带外婆来杭州住几天，但我竟然没去上海接恩师。那时，我都在忙什么？

今年三月，我和锦绣决定回厦大参加９０周年校庆，给先生家里电话却被告知先生在美国治病。几天后，师兄以建从香港传来了先生病榻上的照片，我凝视着照片上的先生，半晌无语。我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妻子锦绣发誓：先生这次回国来，我们是一定要去看望先生的。

可先生等不到我兑现承诺，先走了，留给学生心中一种永远的痛。先生临走前说的话落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我想跳进坑里让土把我填平，让先生无憾。

学生子潮携妻子锦绣泣拜。

本文作者：盛子潮１９５７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８２级研究生。现任浙江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

 

 

苍茫清空中的绝响

---应先生，我想对您说

 李以建

    1985年，毕业前夕，应先生和芮老师请我和子潮以及水涌兄、丹娅和李清到白城家中吃晚饭，因为即将离开厦大，这是先生特地安排的临别饯行。酒席宴后，大家一如往常在客厅谈笑甚欢，应先生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我独自随她走进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那是应先生平时备课写作的地方。屋内灯光低暗，应先生面对着我，轻轻地说：“以建，你要去北京了，临走前我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当时我只是默默地点头，之后，应先生就没有再说什么，让我又回到客厅。

    离校二十年多年来，好自为之----这四字我一直牢记在心底，我知道，这是先生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训诫。无论我闯北走南，无论我沉东浮西，不管我身处事业的抉择还是面对个人的得失，我做每件事，哪怕是写下每一个字，我都无时无刻不敢忘怀。我经常以此鞭策自己，也经常以此告诫自己，甚至以此剖析和拷问内心深处任性的自己。但时至今日，每每思及自己的所做所为，总觉得依然愧对先生的教导。

    我和子潮可以算是应先生开山弟子，虽然应先生桃李满天下，佼佼者无数，但我们俩却是应先生以个人独立名义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或之后，她曾为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上课，但那都是与他人合作，或只是开设部分课程，所以应先生非常重视我们俩的学业进展，关注我们俩的一言一行，乃至生活上的点滴，以致到了其他同学觉得有点偏心的地步。

我与应先生认识，缘于当年她开设的“现代小说研究”选修课。我曾在一则短文中写道：“第一次上应先生的课，给我震撼很大。当时大多数老师上课，总是拎一个人造革的黑包，上课前掏出那厚厚的讲义，平放在讲台上，仿佛掷“桌”有声，学问在此。于是大家知道，所有课堂笔记都有着落了，考试重点自然也在其中。应先生则迥然不同，站在讲台上，手中只有一张小纸片，讲起课来娓娓动听，古今中外小说如数家珍。做起笔记，无需照足板书的一字一顿，全靠自己理解和感悟。我才知道原来学问可以是这样，有学问的老师也可以这样上课。心仪想学，跟随应先生多读了三年书。说来惭愧，还是没学成。所幸没当老师，不然，现在可能得拎个更大的黑包。”

应先生开设的这门选修课，确实令我步入文学的另一个新境界，窥探到文学世界的真正丰富。其时，不管是现代作品评析还是现代文学史那些必修课，耳熟能详的都是郭鲁茅、巴老曹，然而应先生却让我接触到李劼人的《死水微瀾》、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以及许地山、艾芜、沙汀、施蛰存等众多作家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英美小说，甚至是一些尚未翻译和出版的外国精彩短篇小说。

学完“现代小说研究”课程，我当时撰写了一篇短文作为期末考试作业，题目是“《老人与海》和《伤逝》的哲理探索”，后来就在这基础上，经过应先生的指点和辅导，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四年的毕业论文，约8000余字，并且获得“优”。大四下学期，当我得知应先生首次招收研究生，我立即作出决定报考，经过考试后，终于成为应先生的门下弟子之一。

有件事记忆深刻。当时的研究生考试，专业方面除了文学史之外，还有一门试卷后来才知道是应先生亲自出的。其他试卷无非分为简答题，详答题，离不开那种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的路数，只要熟记书本和课堂笔记，照搬即可。应先生出的那门文学常识试卷，却与众不同。试卷发下来，密密麻麻，题目数量之多，却是有点令人生畏。百分之百都是选择题，貌似简单，却颇费脑汁。比如：以下哪一部是元杂剧，四者选一；以下哪一部是唐代笔记小说，又是四者选一，等等，诸如此类，题目涉及中外古今，从作品到作品中的人物，乃至精彩的细节描写和经典名句。答案选择，有的仅一字之差，或貌似神异，或言同旨不同，令人眼花缭乱，一不小心就选错，除非你真正读过这部作品，真正了解这位作家全貌，真正钻研过当时的文学现象。若放在现在来看，这种接近于外语托福的试卷已是海内外普遍采用的考试形式，可谓毫无新奇，司空见惯。然而，将时间推回到26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编写出这种形式的试卷，无疑是一件大事，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是对以往八股考试制度的极大挑战。所幸，我和子潮都勉强获得通过，却难倒了不少前来应试的考生。其中有一个甚至考后扬言，要告到校办，甚至高教部，认为这完全不是考试，而是故意为难考生。此事也引来不少校内外教师的微词。不过，后来听说这位考生，还专程登门道歉，应先生不计前嫌，依然将他收为自己校外辅导的学生。

读研究生的第一课，应先生就带我和子潮一起前往图书馆，手把手教会我们如何查阅图书资料，尤其是那些五四时期的旧期刊，如何辨别原作旧作和之后的新作修改作。日后，我才悟到，这最初级的查阅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日后的学业进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令我们走上文学批评的正道，实则终身受用无穷。第二年，应先生为了打开我们这对井底之蛙的视界，亲自带我们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比较文学研讨会。记得当时大学同窗俞鸣兄也随他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导师到了天津，大家相见，颇为激动。在那里听到了杨周翰先生的演讲，当时研究生新锐张隆溪的发言，等等。当应先生后来获知我的论文被收入《比较文学论文集》时，她十分开心，对我们的督导更加严格了。

那次去天津开完会，应先生就带我们到北京。首先去北京图书馆，让我们翻阅许多五四初期出版的期刊珍本，之后又带我到他的北大恩师---著名的小说家和学者吴祖湘家里。见到吴老先生，我这属于孙辈的学生，自然是毕恭毕敬，话语不多。吴老先生是位极为慈祥谦逊的大家，没有丝毫老师的威严和架子，更像北京胡同口的一位大爷，只是笑眯眯地瞧着你。他和老师母见到应先生，左一口“锦襄”，右一口“锦襄”，仿如看到自己家人似的。听到应先生和吴老师母的短暂对话，我第一次见到应先生那欢快的笑声和略带羞涩的笑容，之后在我记忆中就很难再见到，我想那时候应先生或许又回到她当年就读清华的青春岁月。

从师三年整，之后一直保持通信和电话联系，直到应先生离开，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到应先生提及她的往事，包括她的父母前辈，她求学的经历，以及来厦大执教的记忆。除了看到她和学生们亲密无间地相处之外，我有时总隐隐地感觉到厦门大学不是她心仪之地，也就是说，她在厦大过得并不开心，很可能还是她的伤心地。不知何故，每每想到此，我眼前就浮现出鲁迅当年南来厦大在《两地书》中的记述，那种抑郁和无奈或许都深深积埋在应先生的心灵深处。当然，这只是我的胡乱猜测而已，因为应先生在我面前只字未提。

直到后来我还是从别人口中或资料查寻中才知道，应先生是浙江永康人，其父应成一老先生于1923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位社会学家之一，其资格比费孝通略高一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蜚声学界的学者，自1957年以后，从此放弃本专业的研究，绝口不谈学问，只是读书娱己，偶尔写些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文字，文革中的遭遇更不用说。我是从应成一老先生于80年代后出版的论书法的书籍刊登的照片中，才有幸瞻仰到他老人家的风采，其时不期然内心有种无名的悲哀，那就是中国大地上再也难以寻觅到像这样慈眉善眼、温柔敦厚的真正文人学者了。俗语道：一切都写在脸上，我信。至现在，这类学贯中西的真正中国文化人是几近绝迹了。

应先生曾就读于当年中国最高学府清华研究院，师从王瑶先生和吴祖湘先生。可以想象，一位出身名门大家的闺秀，才华出众的高才生，精通外语，诗书才艺出类拔萃，且满腔热血，胸怀大志，最后居然被贬谪到东南边境的对敌前线厦门来当一名教师，这确实只有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制度下才会发生的事，或许在历史大潮的翻滚中先生只是一片无力抗御的飘飘落叶，但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却无疑是生不逢时惊涛骇浪的造化吞噬。

我以为，从骨子里说，应先生是位非常清高孤傲的学者，是典型洁身自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人。她内心永远会揣着文学的梦想，坚守自己的纯洁的信念，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她终身敬业，诚如她在遗嘱所说：“我感谢苍天给我这职业，使我的生活充满探索的快乐，非常感谢。”应先生尊师重道，同样也以她的身体力行无形教导她的学生。她内心最佩服清华研究院的浦江清教授，每每提及，总是跟我们说，为学者应述而不作，一个人一生能有二三佳作留于后世，为人传诵阅读，那已是至高境界，就象浦先生那样。她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

应先生心如明镜，凡事看在眼里，心中自有见地，却并不轻易道出，更从来不背后数说他人不是。遇到不平事，她不愠不怒，淡定坦然面对；对学生那更是倍加呵护，却并不偏袒护短。丹娅出书，她在来信中写道：“丹娅最近出一本专著，真很不错。你知道我不喜欢随便夸奖，但这本书使我从心底赞扬。”77级学长大约因曾经受教于应先生，加之芮菁之缘份，诸多学长都跟应先生过从甚密，甚至遇到争拗理论，也要找应先生来秉持公理。印象中，有一次，在厦门工作的两位学长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提出的则是，咱门上应先生家去。不过，应先生却也从未在我和子潮面前提及，从她口中听到的都只是77级学长的那些长处。

研究生毕业，我着手撰写的论文是“论鲁迅小说的人物结构”，全文约3万余字。满心想，应先生得吴祖湘老先生的真传，小说分析，独树一帜，我这不屑弟子即使只能沾点边，也应该能顺利通过，更何况这是在先生亲自悉心指导和修改过的。其时，因为福建的硕士研究生点尚少，厦门大学还必须联合福建师范大学的老师一起审阅，最后才能通过。万万料不到，我的论文到了师大的一位老先生那里去卡壳了。硕士暂不授予，论文须经过修改，半年之后再申请，也就是说，研究生课程完成可以毕业，但硕士学位却要半年后再申请审查。我当时百般不得其解，甚至口出怨言，应先生却没有丝毫怨责，既没有迁怪于师大方面，也没有托任何人去说情，更没有叫我作一字的修改。她只是平静地说，以建，耐心等待，半年也很快，你先找单位吧。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位老先生提出我论文的致命之处是“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伟大作家鲁迅笔下的人物”。时至今日，或许可以作为一则笑话在网络上流传，而80、90后说不定还体会不出其中的黑色幽默，但这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令应先生欣慰的是，后来这篇论文分成三个部分，陆续获得发表，其中有两个部分还发表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

到北京工作后，我那时还是很勤奋，也很开心，虽然生活清贫艰苦，上无片瓦，下无片土，一直借住在同窗张陵兄那不到8平米的斗室内，我的书橱就是那几个纸皮箱，但那十年还是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不过，我轻易不敢将这些文章寄给应先生，唯有自己觉得很满意的，而且也获得外界较好评价的，才斗胆给先生寄过两篇。那时在《文学评论》工作，先在现代组，之后又到理论组，而且当上了评论部的小负责人，手里开始操有文稿刊发的生杀大权，但我从未敢跟应先生提起求稿之事。我知道，应先生曾经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论五四时期小说的论文，那大约还是在我读书期间。到了80年代下半叶，评定职称已经极为重视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刊物的档次。《文学评论》属于国家一级刊物，只要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有资格提出评议教授职称的申请，这是延续至今的硬性条文规定。我真的很想应先生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佳作，我的权利范围可以办到，而先生文章的水平自不用说，但应先生没有提出，我绝对不敢。这并非我的秉公办事，而是我深知，一旦我提及索求稿件的请求，就等于无意中玷污了应先生保持的学术清白。而应先生又是崇奉述而不作，轻易不出手大作，直到我离开北京，应先生都没有提过投稿要求，而我更是绝口不敢提及。现在想想，或许自己难免有点迂腐，但我相信，应先生会赞成我的做法。

自从来香港工作后，每逢过年我总会收到应先生和芮老师千里迢迢寄来的短信，或者照片，告诉我他们的近况和当年的游历：有欧洲之行，也有美国之旅，更有白城的聚会。每每见到这些短信和照片，我就仿如又回到应先生的身边，看到她的微笑，听到她讲述那些久违的文学经典。有一年，应先生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一块石雕，彩色的石块上雕刻着五只蝉，雕工甚为精细，我极为喜爱，一直放在我的书桌前的书架上，只要我坐下来阅读或者写作，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应锦襄先送学生李以建的“悟禅”石)

五蝉，即悟禅。应先生，我知道您想跟我说的话。

从7801网站惊悉应先生走了的消息，我顿时感到内心空荡荡的，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很想哭，但没有泪，很想说话，却无语。晚上，我独处书房，打开电脑，就只是反复的一直盯着芮茵和芮菁姐弟写的致“至爱亲朋”的电邮和应先生的“遗嘱”。我只想大声呼喊：应先生，你是最成功的导师，我为自己有幸成为你的学生感到荣耀。但我悄无声息，唯有心中默默地念祷。此时耳际回响起内蒙五彩合唱团那小男孩演唱的《梦中的额吉》，那清纯而深情、却又充满苍凉的歌声带我进入无垠的夜空。我想，或许应先生就是上苍为我们这些学子派来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上的“额吉”。我相信，应先生或许现在身处另一片我们陌生的土地上，和她的众多更加优秀的学生一起，依然那样风度典雅，正娓娓述说着文学世界的无穷奥秘。我又听到，应先生对我说，“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诞生了。在苍茫的清空中，向前跑去。这一路就是她的人生。”

我获得了最大的宁静和喜悦。

应先生，上月底和本月初，我给你发的电邮，你一定读到了。珊珊告诉我，你已经出院，已经脱离呼吸机，正在逐渐康复中。我总觉得你一定能跨过这道坎，还计划着如何再去看你。我没有直接收到珊珊他们的电邮，告诉我你已经走了，我知道，你不希望我们悲伤，更不希望我们流泪。你走得如此潇洒，走得如此之轻，你永远都活着。

我只想对您说，以建会好自为之的，请您放心！

以建

2011年6月28日凌晨6点                                      

本文作者：李以建，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８２级研究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现任香港良友传媒企业集团出版总监、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秘书长、金

庸秘书。

 

 

应老师，您一路走好

朱锦绣

１９８５年一个夏夜，子潮带我去见他的导师应锦襄教授。在我的心中，教授总是与“严”字连在一起，严谨、严格、严厉、严肃……所以去的路上，我的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应门出来的应先生笑意盈盈，风度翩翩――眼前的她让我具体感受到女性的那些极致品质：知识女性的优雅，大户闺秀的雍容，慈祥母亲的和蔼……应先生忙着给我们斟茶、递点心，似乎我是她邻家女孩，我先前的紧张融化在她亲切的关照里。也是自那天起，我希冀着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也能有着先生的风度与气质。

那年的中秋，应先生把我们一大伙人邀集在一起，在她家客厅往外就可看到的海滩上赏月，先生从家里搬来一张圆桌，摆上了酒、饮料、水果，当然还有月饼。那晚的中秋圆月倒映着海面上，一直在我记忆的脑海里荡漾着。月色下，我没有转身看先生，我知道先生的慈爱目光一直包容着子潮和我。

子潮先离开厦大回杭州工作，我仍旧留在母校。应先生常邀了我去她家，她也会邀了水涌一家、李清、丹娅等。有了应先生家的客厅，多了子潮的老师同学朋友，我一人在厦大时少了不少的孤独与寂寞。

８７年调到杭州后回厦大次数不多，但是只要回厦大我一定是要去看望先生的。９３年我带了七岁的儿子盛厦去看望应奶奶。９９年我们同学入校２０周年聚会，子潮带着我和西湖龙井看望先生，他们师生俩喝了多长的龙井茶，我不得而知，但我肯定他们一定又会和芮老师去他们家的地窖里找酒喝；０６年母校８５周年校庆，子潮不能成行，我一人回校。那天我还崴了脚，但终究还是带了子潮未能成行的遗憾去看望先生；０９年我们同学入校３０周年聚会，去先生家不遇，听水涌说先生住在医院里。当时先生对我们轻描淡写地说，医院条件好，所以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还真信了。今年的校庆，子潮铁定了要回母校，他一心想借此机会看望自己的导师，临去时却被告知先生去了美国治病。子潮对我叨叨着，等应先生回来，他是无论如何也去要看望她的。一个深夜，我收到以建从香港发来先生在美国医院病榻上的照片（子潮手笨，至今不会收发邮件），子潮看到时很震惊，他半晌无语：病榻上的导师突然就老了。他不能原谅自己。他发誓说：锦绣，等应先生回来，我们一定要去看望她。

可是，没有等到子潮兑现承诺，先生就走了。那天下午接到水涌的短信，我告诉了子潮。他当即电话水涌，他泣不成声，这是我们结婚２５年来，我看到他最伤心的时刻；晚上与师妹李清电话，俩人都在电话里痛哭不已。联系师兄以建，一时不成。我用邮件联系以建，昨晚看到以建的回复：子潮：应先生走了，我真的觉得内心顿时空荡荡的，什么也不想说，又很想说话，只有你这唯一的师弟了。很难受，欲哭无泪，一片混乱，又是一片空白。不说了，好兄弟！以建。子潮在外地开会，我打他电话把内容读给他听，在电话的那一头，他再次泣不成声。

９３年的秋天，应先生和芮老师在我们家小住，那是子潮毕业后与导师最长的相聚。我们陪着二位老师游西湖、赏郭庄、千岛湖漂流、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子潮还陪着先生去她的老家永康寻根。二位老师歇息在家，我就给他们烧我的拿手好菜。最记得的是我烧的东坡肉（子潮常对他的南往北来的文人朋友们夸口锦绣做的比楼外楼还要好吃），先生啧啧称道。回厦大没几天，先生打来长途问我如何制作，想着那晚在应先生家的客厅里品尝着杭州东坡肉的还有其他的朋友们，那味道该会是多么的浓厚。

 先生热爱文学、热爱生活，我们总以为有时间再在先生家的客厅里相聚，聆听先生情趣盎然的文学评说，或许还能品尝到先生向我学做的东坡肉。可先生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遗憾。

 师母，您一路走好！

本文作者：朱锦绣，厦门大学外文系７９级英语专业后留校任田昭武校长的英文秘书８７年调到杭州商学院任教９９年因病病休，２０００年开办纯真年代书吧至今。

 

    

我的导师应锦襄先生

李清

    我郑重其事的写下这个标题，是为20多年前我不谙世事时犯下的一个错误补过。1983年夏天，我和同窗朱二兄直接由本科考取厦大中文系许怀中先生的研究生，但许先生未等我们入学，就调到省里任职，我们被另行安排给应锦襄先生来带。三年里，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上，我从老师那里得到太多太多，应老师家温馨的客厅也成了伴随我成长的乐园。可以说，因为偶然我成为应老师的学生，是我成长历程乃至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我把它看作是命运的惠赐。然而名义上，应老师依然不是我们正式的导师，她也从未去要过这个名分。但那时我过于年轻也循规蹈矩，在填写毕业论文的封页导师那项时，我以为要按照招生时的规章去填，就只填写了许怀中先生。但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忽然醒悟自己那时的行为很可耻懦弱，对应老师是那么的不公平。这个歉疚压在心里20多年，我没有当面向应老师道歉，也许应老师并不以为意，但我一生都不想原谅自己。

   半个月前，之桦学姐给我来了电话，说刚从美国应老师处回来，我主动提出去拜访她，内心就是想多了解应老师的状况。在叶府，之桦大姐详细的告诉了我应老师这次病情的前因后果，当我听到应老师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并且可以和他们笔谈了，我坚信老师会很快康复起来。是的，应老师在我们所有学生的心目中都是最生机勃勃最有生命力的人，她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和她对比我们则更显暮气和倦态。然而25号晚上刘正明学兄的短信让我彻底的懵了，我电话他证实了消息后，感到从未有过的慌乱和空落。给几个关心应老师的同窗电话，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泪水，极力让自己声音听起来平静。我对痛哭的子潮和丹娅说：别这样，应老师不喜欢我们这样送她，她会希望我们开心如常的生活下去。这样说着时自己却哽咽不已……

   其实很早以前就要写一篇关于应老师的文章，我一直问丹娅“7901”的纪念文集什么时候出，我还要来一篇应老师的。因为我的厦大生活、我的青春往事，有一半是和应老师联系在一起的。

   以建和子潮师兄的悼念文章看得我满眼是泪，但我想写一篇不同情调的文章来缅怀老师。我很愿意这篇文章让天堂里的应老师看了，像平时一样发出富有魅力的笑声，或者至少是心照的微笑。是的，我的导师是那么的特别，就像她留下的遗言一样，境界高远朴实，而这些于她又是那么的自然。

   第一次听应老师讲课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回现代文学的选修课是她来开讲。记得应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那之前我只是风闻过我们系有这么一位特别的教授，但没有见过。应老师的讲课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只记得那天教室里座无虚席，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着，不时被应老师的生动比喻和有趣的细节讲解逗得哈哈大笑。我心里暗暗纳罕，因为我还从来没听过不是用中心思想、深刻有力揭示等套语来概括的作品鉴赏课。但那时，应老师这样雍容优雅气宇不凡的教授，于我的世界很遥远，在“惊鸿一瞥”中就成了往事。

   但我没想到一年后，我阴差阳错的成了她的研究生，我把这看作是宿命，一种我生命中的必然：一个我仰慕的、以为不可企及先生（包括芮老师）忽然成了我生活中可亲可感的师尊，而我也因此多了两位在一生中有亲人情分的师兄：李以建、盛子潮。

   去过应老师山上旧居的人都记得芮府后院别有洞天的花园吧？我至今犹记得第一次发现时给我的“惊艳”：那天我如常敲开老师家普通的单元房，家中帮忙干活的佣人，带领我穿过房间过道，推开通往阳台的后门，我走了进去，顿时被眼前看到的情景给惊住了：一株株杂树、灌木错乱有致的生长着，不知名的藤条小花随意的垂落在与外面小路隔离的栅栏上，花园中间浓密的藤萝架下，应老师坐在摆放有小小紫砂茶壶的小木桌旁，悠闲的品茗看书，等待我的到来。我当时的感觉不亚于陶渊明写的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惊异和奇妙。

   这种巧妙利用简陋的居住环境，构建出这样一个舒适美妙的“花园”，实在是太巧夺天工了，应该在厦大是独一份吧？我不知道这个花园最初是由谁构想建造的，但应老师就一直有用随意的配搭就把房间和周围环境弄得舒适合理典雅自然的本事。比如各种不俗颜色的布块搭配，一张挂墙上的装饰画，一把靠窗的椅子等等。后来他们搬到白城去住，客厅倒是很明亮宽敞了，我却一直惋惜那个别致的“花园”，很快他们利用自己最靠近边角住宅的“优势”，用竖条的栅栏铁门，隔出一个安静的依然垂挂藤条的院落，这个别出心裁的小院落，引得一群野猫“垂青”，它们天天准时光顾芮府，镇定自如的吃两位老人为它们准备的猫食，到最后还有一只刚做了妈妈的野猫，叼着刚生下的两只小猫前来“托孤”，自己则自由自在的继续在外游荡了。我毕业后有一年回校，就荣幸的看见这两只小猫舒适自在的卧芮府的沙发上享受着阳光。

   研究生三年时光，应老师对我学业上的启蒙，就如我无意中走入她家美妙的后花园一样，她为我打开了一扇别有洞天的学术大门。她给我们讲张爱玲、徐圩、废名、施蜇存等等，一个个教科书上没有出现过的名字，都如数家珍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汩汩流动的清流，进入我们干涸贫瘠的学术田地。她的记忆力惊人，讲到许多出彩的段落，竟然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来。我至今犹记得她讲到张爱玲的《金锁记》，讲到曹七巧本来有一个能得到她暗恋了一辈子的小叔子的机会，但她一下子洞穿了小叔子想诱骗她钱财的心理，把他打跑了，曹七巧飞快跑到窗前，去看走在弄堂里小叔子的身影，“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一样钻进他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应老师准确无误的把很长的原文都背诵了出来，一字不错。我都听呆了。假如那时我能成熟一些，多些生活的阅历和经验，我会对老师所讲的作品理解得更深刻透彻一些，我也能和应老师有更多的教学互动。这是我毕业多年后领悟到的。

   应老师博闻强记，学富五车，无论是在上课还是在闲聊时，她都能将古今中外的典故名诗名句，信手拈来，举一反三，让人不得不拜服。她还能说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如世说新语般的故事，和她谈话聊天，你无时不感到自己在享受一场美味丰盛的大餐，长许多见识不说，还能潜移默化的得到许多看世界的新角度。有一次我和两位师兄还有丹娅在芮府吃便饭，陪芮老师喝酒，我们边喝边看电视，我看到电视中在放京剧，便很浅薄的说：京剧这个剧种真不知有什么意思，节奏又慢，故事又无聊。应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有时候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后她和我讲京剧的丰富的表现形式，讲身段，讲唱腔，讲几个京剧名家。我一直记住应老师这句话，每当偏激时，我常自省自己是否又犯了老师说的毛病。毕业后，我也特意买了一些传统的京剧来鉴赏，虽然还是门外汉，但居然也能从武生表演中看到“媚”，也能哼几句梅兰芳的“看大王和衣在帐中睡稳”……

   每次应老师讲完课，芮老师就笑眯眯的上来对我们说：你们跟她学，也跟我学学。然后把我们引到饭桌上，摆上几个酒杯，给我们斟上酒，就着桌上的花生米和小菜，就喝起来。这些酒有时度数很高，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酒能像刀子一样从喉咙割下去。后来毕业后有一天，我顿悟到东北的“烧刀子”，大约就是形象的形容酒性烈，像喝刀子一样锋利。芮老师成功的把我和子潮培养成了能喝酒的弟子，而以建则天生对酒精过敏，弄点啤酒就能灌倒他。而我也是在老师家尝到平生第一次酒醉的滋味。那天路过芮府，我一见客厅灯光明亮笑语喧喧，就推门进去，原来是著名的散文家黄苗子、耿庸从北京远道而来，以建和子潮还有水涌兄都在作陪。我一进去，两位老先生嘴里喊着“迟到了”，不由分说就灌我好几杯，大约喝得太急，我一下子觉得酒精在胃里灼热起来，应老师看我有些不胜酒力，就吩咐上西瓜给我吃，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醉，赶紧和两位师兄告辞出来，一路上我的双腿软绵绵的，感觉像踩在棉花上，我就笑着和师兄们说：我在踩棉花，你们也在踩棉花，众人看我的醉态都大笑……后来我把这个段子和远在北京进修的丹娅说，丹娅还把它写进小说里。

   三年的时光，不知在芮府吃了多少的饭，过过多少快乐的节日，留下多少难以忘怀的回忆。有时我和丹娅从外面回到宿舍，就会看到门上贴着芮老师的字条，要我们回来后去他家吃完饭。我们一声欢呼，就蹦跳着去享受美食，到了芮府敲开门，芮老师就乐滋滋的迎上来：我又创造了一道作品。然后就把自己新发明的菜肴给我们端上，这时应老师也往往亲自指挥保姆炒上几个菜来招待我们。印像中应老师最拿手的是拌沙拉，那可真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沙拉。

   芮老师有句名言：好菜不如好酒，好酒不如好友。我把这句话不仅广为宣传，还把它们写进了自己创作的剧本里做台词。芮老师常常拉着我们去参观他的酒窖，其实就是一间放杂物的小耳房，里面也的确放着不少芮老师收藏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酒类。所以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最初几年看到商店里有没见过的奇怪的酒，就托人捎给芮老师。

   应老师平时对我们很宠溺，有一次她去香港开会，回来给我们各自都带了礼物。以建、子潮和水涌兄得到的是人手一件的很东南亚风格的花衬衫，然后他们三剑客齐齐穿着在校园里晃荡，甚是壮观。丹娅得到的是一条淡蓝色花底的典雅长丝巾，而我是一件十分时尚的大袖子花点套头短袖衫，这件衣服最特别的是脖领处是用一条细丝带穿一圈，所以脖子到胸口处可随意大小的收放。我喜爱极了，很拉风的穿着它到处去炫耀。

   但学习上应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刚开始跟随她时，有一次她布置我和朱二看一篇作品，然后来谈感想。可是那时我们很幼稚无知，竟然在应老师要求我们讲体会时，互相推诿，并称自己没有准备好。应老师顿时不悦的放下脸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好？从那以后我们都老老实实的，认真的准备功课，不管怎样都会发言，即使讲得磕磕巴巴，应老师也十分耐心的听着，和我们讨论着。二年级时我到北京为论文查资料，因为男友在北京工作，我就在北京耽搁了很久没回校。应老师急了，要系里立即催我回来，我后来当然受到了批评。可是关键的时候，她又十分维护自己的学生。因为以建师兄论文没有顺利通过（这事以建在文章里详细说了事情的始末），她很担心我答辩时也出现状况，正好我的论文是谈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比较，她不避嫌的把芮老师安排进了答辩委员会，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以顺利通过。其实我自己很明白，如果没有芮老师参加，可能也是岌岌可危。

    毕业后，应老师时常有机会来北京开会，或者看望芮菁，加上我时常回福州探亲，顺便回母校探望，所以我和应老师倒是这20多年相聚的机会很多。我也随时把生活中出现的困惑向她倾诉。有一阵，我经常出国或跑外地，和她疏于联系，她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你很好吗？你今年主要计划是什么呢？常常想象你们喧嚣热闹的生活，充满活力，但又不能真正知道你们生活的具体形式，可见两代之间真是有些隔阂。特别是你，你似乎是在我的世界之外。你的消息常给我天外飞来的快乐。我几乎不知你是否还住在人间？

   我连忙给她回信，对她说：元旦前本拟好好给老师写一封信，但坐在电脑前手抚键盘，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或从何说起。思前想后，乏善可陈，真有些失去面对老师的勇气了。尽管疏于音讯，但思念之心却未敢忘怀。年底丹娅、子潮来京开会，三人聚过几次，丹娅等待开第二个会议的空隙，也在我这住了几天。三人在一起难免回忆在厦大的学生生涯，谈起以往过从甚密但现在却几乎失去联系的朋友，都有些前世今生、亦幻亦真的怅惋。但我们谈起老师，却那么亲切开心，于情感深处从未有半点陌生。在我自己，老师是唯一的属于亦师亦友的“朋友”。尽管毕业后相聚甚少，但在老师面前，我却可以敞开心扉，“胡言乱语”，从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浅薄，更从未有任何“代沟”的感觉。相反的，相比于老师激昂年轻的心，我常常惭愧自己老气横秋的落暮。

   我毕业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遵循老师“好好做学问”的教诲，相反的倒搞起电视剧创作，应老师后来也理解了我的苦衷，没有在这方面责怪我不务正业。只是笑着说：你和丹娅正相反，她由创作转入做学问，你本该做学问的，反倒搞起了创作。我对她说：没办法啊，我这简直是被逼无奈，为稻粱谋，落草为寇啊。应老师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