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作过程中的那些往事

        我清晰地记的，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巴金老人，《家》《春》《秋》《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所以我写书都喜欢用三部曲命名。巴金老人被誉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连任中作协主席，直到2006年铁凝主席当选。

       我那时喜欢看《读者》《文摘》《家庭》《收获》《十月》《故事会》，尤其对《辽宁青年》特别爱买，以致于几十年后创刊了一本《东平青年》。辽宁青年是中国青年文学的一个奇葩，单一发行，首屈一指，创办于1949年，1972年定名，每期的刊首寄语，我都要摘抄。是共青团创办的期刊，也是青年人最喜爱的十大期刊之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还有一本《女友》杂志，大封面，很漂亮，封面人物常引人注目。我曾投稿过一篇长散文诗《我把我的心系在对你的爱上》，震撼了杂志社编辑。最后发表没有，我不清楚，当时用的是办公地址，因离开后没法联系。据说是当年此文引起反响很大，被推来荐去，后被《青年文艺家》杂志相中。我从此成为一颗新星，被发掘出来。但当发现我创作的历史剧本与长篇小说，反而给我的人生蒙上了阴影。后来递交一篇评奖文稿时，为了推崇一个人，交了另一篇文章，没想到这个荣誉证书竟为我带来更大的困惑，差点淹灭在青春无知的时代。从此，我对荣誉不再感兴趣，反而有种羞耻感，心中总有一种坠坠不安的感觉。这种人生的复杂性，也产生了《女儿关》的复杂构思，上大学，办报纸，发表时改为《女儿湖》，定义为东平湖，缩小了空间背景。这个情结，影响了我正常的创作。《男儿关》是写给女人的书，《女儿关》是写给男人的书，一正一反，正反相合，章节设计经过巧妙安排之后，完全不一个风格，不一种感情激调。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邪乎劲，想到这个奇怪的构思。

                                                       （三）艰难的抉择

       文学创作，不是件容易事。必须与个人生活感情区别对待，但又无法摆脱个人认知与感受，所以，我封笔退隐之后反而更轻松，很快在商业社会找到立足之地。文学可以隐身，而个性这个东西，是藏不住的。守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当年我应该再拼一把，强烈反击，也许会更好的发展。如果说这是命，也只能认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时常在最关键的时刻袭击我的内心，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应该忍让，应该放弃。甚至抢走了我的户口，我竟然不知。社会竞争，抢走了饭碗，我毫无反击之处。一直退让，一让再让，让人觉得软弱，老实，可欺。办文学社，别人抢；培训学习入党，别人又抢；报项目，别人还抢。干脆都让出去，让他们争个够。写书创作，总不至于再抢吧，没想到书稿一出，那简直不是抢，而是想“杀人灭口”。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思考再三，文转理工。这样才躲开所有的焦点，二十年悄无声息，文坛少了一作家，少了一个青年，少了很多舆论。

      当发现这个踪迹之后，再想发威，甚至恐吓，已无力施展，我已经站到大学讲堂之上，，转型理工成为一个学者。这正应了一句话，“该来的还是会来，你躲也躲不过”。我已经看清这背后的势力与手段，这些并不再可怕，迎战，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男儿关》的战神，也是泰山石敢当。2014年，我走到全国钛锆铪学术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科学的实验与实验的科学》，正式宣布：“我是泰山，我担当”！ 

                                          

                                                                后记

       毛主席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任何一个成就事业的人，注定了不会一帆风顺，坎坎坷坷走过风雨人生，有的人就地倒下了，有的人噩运成功了。大文学家苏轼有一句名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

       书还没写完，事情还在变迁。这最后还有一关---“科学泰山”。人们都说，书生好当，学问难做。人总要成长，要睡觉，要工作，要一日三餐，“好饭不嫌晚”，对于创作一本书来说，也大概的确应该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