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是苏轼为阿育王山广利寺中怀琏收藏皇帝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奎阁所写的碑文，苏轼撰并书。正书，廿二行，行卅五字。宋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立。明万历间蔡学易访范钦，得旧拓本；重刻于鄞县。乾隆间钱大昕见范氏天一阁旧藏是元和刻本。原石宋拓孤本已于早年流入日本。
   《宸奎阁碑》为苏氏楷书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由于党禁，碑石曾遭损坏，所以此宋拓本是传世孤本。这是日本京都东福寺(临济宗东福寺派大本山京都五山之一)的开山祖师圆尔弁圆(圣一国师，1202—1280)归国时，带回的重要文献之一。

《宸奎阁碑》原文：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万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屡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传，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平？”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琏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词！”
　　臣谨按古之人君号知佛者，必曰汉明，梁武，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绘其像于壁者。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琏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铭曰：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琏，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于穆颂诗，我既其文。惟佛与佛，乃识其真。咨尔东南，山君海王。时节来朝，以谨其藏。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