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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一个叫威廉.史密斯的加拿大传教士来到山东的临清等地,在传教的同时,他也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山东的景象。
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许多是关于集市的。集市上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集市上卖艺的艺人都成为他感兴趣的对象。在他的眼里,集市不仅是当时人们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更是民间艺人的大舞台。
丁玉兰:“四个轱辘四辆车,把桌子架在车上,那个人多的呀,你唱着,挤的这车轱辘轱辘都跑啊,人山人海。就这样。我去一趟我去一趟的,后来结婚穿了个小红袄,俺娘给我做了个小红袄。没名没姓的,那时候不写名,唱响了,再去小红袄的戏来了。他说你不知小红袄,我说谁是小红袄啊,上一回不是你吗,上回是我,你不是穿个小红袄吗,嗷嗷的叫小红袄的戏来了,我的外号是小红袄。到了后来又镶了个牙,镶了个牙呢不穿小红袄了,小金牙的戏来了,小金牙,这个农村我是转遍了。”
临清位于山东省西部,古老的运河穿城而过。运河边的这座古塔名为永寿寺舍利宝塔,建于公元1611年,也就是明万历39年。今天寺院早已不存在,只有这座宝塔依然矗立在运河边,见证着这条古运河和临清这座古城的兴衰。
明清时期因漕运兴盛,临清依傍运河发展至鼎盛时期,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当时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说法。
1826年,也就是清道光六年,临清成为四县科举县试会考之所,这一年的科举发榜使一个叫李长清的人对科举仕途彻底绝望了。屡次不中的惆怅失意和闲居的百般无聊使他非常郁闷,终日和其他落第的举子们在酒馆借酒消愁。为了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开始以当地流行的武松故事为题材编写唱词。
北宋末年,武松出生在临清附近的清河县,在阳谷县打虎成名,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是鲁西北人民最为喜爱的英雄人物。在武松身上,也寄托着举子们对现实中丑恶现象的不满,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李长清回到家乡茌平后,把写好的唱本交给了他的表侄傅汉章。傅汉章是一个山东大鼓艺人,得到《武松传》的唱本,他十分高兴。然而在演唱的时候,他却遇到了难题。
郭学东:“这个山东快书里面大量的唱词,一看就是鲁北的,比如好多说烟火,就是昨天晚上,打仗不力量,经常说的话,在这打仗不利索,就不力量,你让不让,在这什么时候,你说让,这也是,这些很多很多的词汇,都是鲁北的词,而不是鲁西南的,同样的鲁西南不这样说。”
马馆长:“你比如,武松赶会,这个赶会以后呢,就是所,起会以后,去了会以后,赶会需要什么,三天两轰上,这个山东快书都听过这个话,但这个文字写在这个书面,出的这个文字,两后上,后边的后,在这不读阴平了,读阳平了,变调了,变了词了,这不念后念轰,轰动那个轰,轰你,就三天两轰上,用不了三天两轰上,他不能说用不了三天两后上,不行,这是临清特有的。”
傅汉章是一个颇具创造力的艺人,在改革唱法和打板方式的同时,他也不断对武松的唱本进行完善。最初的唱本不过是《十字坡》、《闹公堂》《快活林》等少数几个段子,而且只有情节骨架而缺少大量丰富的细节。于是,傅汉章就和其他艺人一起把更多的民间传说加入到唱词中。
在发展曲目的同时,傅汉章也广收门徒,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武老二”这个曲种以曲阜为中心,迅速地向周围传播。
这些被称为“唱武老二”和“唱大个子”的艺人们开始活跃在农村的集会上。当时在山东已经有了人们非常熟悉的山东大鼓、山东落子、山东渔鼓等曲种,再加上河南坠子、西河大鼓等外来曲种,竞争非常激烈。那么,相比之下表现手段比较简单的“武老二”能否生存下去呢?
和其他曲种相比,“武老二”虽然不能象琴书、坠子一样让观众既能听故事,又能欣赏音乐,但是它却有着浓烈的地方色彩。演唱的内容虽然单一,但主要人物武松却是人们家喻户晓的英雄,而其数说时鲜明的节奏和激烈的打斗场面深深地吸引着听众,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们。
李万鹏:“那么实际上这个武松已经是一个把许多英雄人物一些美好的东西,都集中到武松身上,所以才使这个武松的形象越来越丰满,他形成了一个山东人的代表,山东大汉的光辉形象,他形象既有余家那种东西,就说他究竟忠,究竟孝,究竟仁义,但是他又很勇。”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一些艺人在“武老二”的演唱中加入了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行里叫做“荤口”。虽然很多艺人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是“臭活儿”,但为了挣钱糊口,那时的每个段子几乎都有荤口。
赵连甲:“他靠这个脏口,很有把握的,你比如说,你一看,这个观众扔钱不多,你现在那个粮食今天又涨了,我连馒头都吃不了,你看,再给点,再给点再掏点,就这个又掏点,但是很快少,那这样吧,我再说一段,说一小段,你可别乐,谁乐谁掏钱,他这种艺术形式跟观众的心里沟通,他有意思,那谁笑,谁乐了,谁掏钱,行。”
此时,“武老二”这个发源于山东西北农村的曲种已经流传到长江流域,但由于受到演出内容的限制,仍然以撂地演出为主。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戚永立、杨凤山、于传宾等。
戚永立,1886年出生在枣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2岁开始学唱淮海大鼓,20岁拜卢同武为师,是“武老二”的第四代弟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走红,有“镇三江”和“独行千里一只虎”的雅号。
孙振业:“为什么叫他独行千里一只虎、镇三江呢,就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唱戏的戏班子,瞧不起唱山东快书的,我们这么多人大台子一搭,这么多人化上装,五颜六色多热闹啊,我们都招揽观众,我们这是戏,唱山东快书的一个人,最多加个大竹板,这个有人看吗,传到我师爷耳朵里去了,我师爷说是吗,我这没人看,你那是戏你那是艺术,那行,咱一块干吧。所以这个戏班走大哪里,我师爷就跟到哪里。你在哪里搭上台子,要唱了要开戏了,我离着你有半里地,或者有一里地,我在这儿画个锅,你一敲锣开戏,我这儿竹板就开始一打,就往这儿招观众,慢慢的竟然我的师爷能把要去听戏的所有的观众全都拉过来听他唱山东快书,戏台前边没人。所以就跟了几次都是这种情况,戏班子老板一看,麻烦了。赶紧的请我师爷吃饭喝酒,赔礼道歉,别跟着俺了,俺说错了,不懂事,好话说尽我师爷才不跟着他了,不跟着他才有人听他。”
徐玉霞:“齐永利那个派头,你没看见过,挺滑稽,穿着个褂子,一只袖子缠在胳膊上,那只袖子塞在裤腰带上,半个光背就算是,你裤腿挽的可以搁上头,一个裤腿挽的可以搁下头,下边搁了两只脚,穿着两只破鞋,这是齐永利扛着个凳子,完了凳子往那儿一放,吹口哨观众一来,他就往凳子上一蹲,他这个声音不大。他那个说的时候眼睛就跟贼似的,他不敢高声,高声怕警察来撵他,所以他声音不大。就光听观众哈哈笑。
1930年的春季,戚永立在南京“撂地”演唱《武松传》,
高元钧,原名高金山,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宁陵农村。因生活困窘,12岁便只身一人外出闯荡学唱河南坠子,在南京遇见了唱“武老二”的戚永立,便想拜其为师,但当时戚永立却并不想收他为徒。
高洪顺:“就说宁舍三亩地,也不教你一出戏,……那时候就有一种竞争的意识,你都学会我怎么办?现在想起来,不一定是这种心理,但是艺人的心里比较那个,我们也不好,今天也不好揣摩人家,后来我父亲跟了他好几年,我父亲就跟着,一路要饭,开始听,我大爷听完了回来教给我父亲,然后他就会了很多了,有那么一个机会,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收了他。
在南京、上海等地,高元钧有机会认识了京、津两地许多曲艺名家,如相声演员刘宝瑞等。在和他们同台演出时,他认识到,在小剧场演出,没有较高的艺术趣味和水平,是无法适应听众要求的。
1934年,高元钧首次来到了济南。此时的济南,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以游乐为主的商场,成为当时济南人夜生活的基地,这就是根据古典小说《红楼梦》取名的大观园。
在这里的“大观”这两个字,概括了商业文化的所有要素。吃、住、娱乐、采购以及交流的需要。这里商埠云集,各种艺术形式在这儿极尽发挥,展示着自己的特色。
此时的济南已经成为和北京天津一样的全国三大曲艺码头之一,许多京、津两地的名家都把这里当作他们重要的演出场所,因此当时的济南有“曲山艺海”之称。
在济南,高元钧认识了比他小七岁的杨立德。杨立德1923年出生,山东利津县利津镇人,世家出身,父亲、叔叔均是“唱武老二”的艺人。12岁时,他就随几位前辈艺人到处流浪卖艺。16岁时到了济南,此时的他在整个山东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艺人。
在“荤口”的问题上,久在城市的杨立德与高元钧感受相同,于是两人联合了傅永昌等艺人身体力行,立即停演“荤口”。这一举动不仅扩大观众面,而且也受到了观众的赞扬。
罗广兴:“杨老是唱的最好的时候,最火的时候,成面袋子挣钱,一天成面袋子挣钱,你再挣钱那时候观众他请你吃饭,杨老下台以后,杨老师你唱的真好,走走,我请你吃饭去,杨老那时候,挣钱了,你别请我了,我请你吧,经常八个人一桌,一个人一只烧鸡,那时候吃烧鸡就了不得的。一人一只烧鸡。”
鸳鸯板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然而为了适应在农村撂地演出,除了两块铜板外,原来还使用两个大竹板。
傅春喜:“为什么加呱嗒板呢,就是为了招揽观众。你看唱西河大鼓的支上鼓架子,他为了招人,唱戏的不有大铜吗,开戏以前,为了这里边开戏了,来买票看戏。说武老二的这两块板呢,竹板的音大,一响这儿有说武老二的,来来来。为了招人,才用这个板。后来都上了剧场了,上了大舞台了用不着了,从高元军这儿就这两个钢板了。”
不同的演出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演出风格,回到南京和上海的高元钧,为了适应城市舞台的演出,十分注重向其他戏曲形式学习。他经常去看梅兰芳、金少山的戏,也常常去看盖叫天扮演的武松。不断地丰富、改进使高元钧的山东“武老二”很快红遍了南方的时尚之都——上海。
郭学东:“他在动作方面,吸收京剧的一些表演形式,尤其他非常喜欢金常山,他经常就是跟着金常山演出,所以他的一些身架和他的那个动作都是从京剧里面学来的,他的武松打虎那是得到过()那是经过了亲自指点的。”
贾德臣:“高元钧的风格呢就是快书细作,所以我们曲艺界有一段西江月,“世上生意系多,惟独说书难习,……”是一台大戏一个人在那唱,但是他不是大戏,他会扮演,好像一台大戏,我觉得高老这一点是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一个人演,满台春风,演孙二娘…”
在上海,因为高元钧的表演幽默滑稽,所以大家又叫它滑稽快书。
1949年,高元钧在上海灌制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鲁达除霸》,并根据演唱的特点定名为山东快书。从此,“武老二”这种发源于山东农村的说唱艺术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此时距山东大鼓艺人傅汉章在曲阜庙会上首次演唱“武老二”已经整整过了1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