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佛山精武会馆正式宣布闭馆。

    闭馆的公开理由是会馆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然而，就连精武会亦不否认，会馆建筑的安全隐患毋宁说更是一个体面的，以及不无潜台词和伏笔的外交辞令。

    所谓“潜台词”，即精武会现任会长梁旭晖先生坦言之“江湖救急”，希望“闭馆”能够发挥“四两拔千斤”之效果，唤起社会以及政府对精武会乃至于佛山传统民间武术之现状和未来命运之关注；所谓“伏笔”，则既然是安全隐患，言下自然有隐患消除之日，不排除重新开馆之可能。

    就引起政府和社会之关注而言，精武会此举的确可谓妙招。事实上，早在今年三月份精武会呼吁社会资助会馆修缮之后，民革佛山市委就已经有实际行动，在调研基础上于4月初向市政协提交了有关提案。

    然而，笔者以为，引起关注可以乐观，但问题之真正解决则恐非易事。其本质原因在于，精武会之困窘乃至佛山传统民间武术难以乐观之现状，从深层意义上讲乃是传统民间武术在现代社会所必然遭遇到的生存危机之问题。换言之，问题的性质不是地方外部局限性的，而是传统民间武术自身内在性的。

    佛山精武会成立于1921年7 月10日，至今已走过了90年的岁月苍桑。而“精武会”之诞生，则始于近代民间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先生1910年于上海创办 “中国精武体操会”。

    回溯历史或许可以加深今人对于传统民间武术近百年来命运的理解。20世纪初，在国弱民贫，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激励下，在强健国人体魄，拯救民族家国于危亡的使命感召下，在一大批民间武术人士的努力下，传统民间武术可谓历史上首次上演了走出宗门密室，走向社会大众，由祖宗不传之密到公之于天下共享，由传统的私相授受到公开授课培训之一幕。而也正是这一幕，不仅意味着传统民间武术在强健国民体魄的土壤中，找到了在近现代社会扎根之处与成长空间，同时也历史的为传统民间武术迎来了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繁荣”景象。这一“繁荣”至少可以说是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其间，不仅有中央国术馆，各地方政府也都多有举办地方之国术馆，除官方、半官方之国术教授机构之外，民间社会自办之武术传授机构和组织就更为繁多，而“精武会”则可谓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然而，近代以来之中国可谓国运多戕，传统民间武术之命运也难免随国运而命运多戕，遂使这一繁荣景象中断于战火离乱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岁月承平，又加以国家重视武术事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无官方武术对民间武术的挤压和边缘化的影响，但整体而言，传统民间武术可谓终于等来了难得的发展之外部环境。

    然而，与此同时，生活的日益现代化却也使传统民间武术难以避免地暴露出了其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危机。简言之，传统民间武术在现代化生活中面临着位置，功能，角色等诸方面的困惑；而这种困惑必然会影响到其生存以及发展方式和路径的选择，使其常常难免感到迷惘，甚至是两难的选择。

    武术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内容无疑是技击能力，然而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这种技击性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又何以体现呢？此外，强身健体固然可谓武术最为显著的延伸功能或者说是附加价值，然而在发挥这一功能价值效用时，武术又如何确立和体现相对于现代体育运动的优势？再者，在一个市场化环境中，武术又如何构建起自身的造血机能？诸如此类问题，虽然传统民间武术也多有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出了某种尝试性的回答，然而整体而言，问题依然未解。

    从这一意义而言，佛山“精武会”乃至传统民间武术今日之困窘可谓上述内在问题的集中之外在体现。

    有意见认为，佛山传统民间武术的存在、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引领和扶持，然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或许是，当传统民间武术自身内在问题无以解决之时，政策外部性的引领和扶持又应当领向何方？其扶持又将着力何处？

    笔者并非否定政策引领和扶持的意义，政策引领和扶持的确可谓传统民间武术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从深层意义而言，民间武术界自身的积极探索或许更为根本。

    目前，佛山已决心申办2014年世界武术大赛，政府的这一举措其实也正是对佛山传统民间武术的政策引领和扶持的一次具体体现。

    而对于佛山民间武术人士而言，这又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是“沙场秋点兵”？

    那就且在今霄“醉里挑灯看剑”吧。相信走过了90载风雨春秋的佛山“精武会馆”一定会继续走下去，虽然或许路漫漫，但只要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