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事件风生水起，国内诸学者写公开信，要求清华、社科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彻查汪晖是否抄袭；与国内诸学者针锋相对，国际也有90位学者联名致信清华校长，认为汪晖没有抄袭。

    张鸣教授则对90位学者的意见很不以为然，且其不以为然的原因是，一90位学者没有给出证据，没有给出对指控者的辩驳；二“至少，在我看过的相当情绪激动的舒炜的文章里，对汪晖的指控，并没有被完全辩驳掉”。

    首先感谢张鸣教授的实事求是，即其承认自己仅看过舒炜的文章，而没有读过其所提到的钟彪、魏行以及其他学者为汪晖辨污的文章。

    以笔者之见，这说明张鸣教授其实所能肯定者仅仅是舒炜没有完全辩驳掉对汪晖的指控，而至于钟彪等学者是否辩驳掉了，张鸣教授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张鸣教授针对国际90位学者的公开信写下这样的文字：“那几段完全雷同的文字，舒炜也没有给个解释。除非，这些国际学术大腕认为，抄袭几段话就不算抄袭”。

    张鸣教授下此“除非”的断语有何证据吗？

    笔者想指出的是，至少就笔者所读到，那几段完全相同的文字，钟标、魏行等学者已经有所辩驳，这些文字在网上都不难查到，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

    当然其辩驳能否完全成立或可商榷，但其可商榷之处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涉及两方面问题，一以“参见”标注引用而没有以“引号”标注是否抄袭？二不同版本存在差异，2000年河北版可以证明汪晖抄袭，是否就可以成为汪晖抄袭的铁证？笔者愚见，出现了这种不同版本的差异，首先就有必要进行版本互校，而且汪晖博士论文的初版，一般常识言社科院应当有存档，因此版本互校当以那初版为标准样本，换言之，汪晖博士论文初版乃是认定其抄袭与否的铁证。其他版本如有和初版有所不同，则需辨析清楚那不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汪晖应负怎样的责任？这些问题不辨析清楚，还谈何学术求真？

    90 位国际学者的公开信，由刘禾提供，信中言：“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笔者注：指清华校长）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笔者想说的是，其中“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事实上已然给出认定汪晖没有抄袭的证据，即其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而那些译者的意见显然得到了至少是这90位学者的信任。

    固然，其译者或者说是这封公开信中并没有给出详尽的检查报告，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是出于技术性的原因，因为详尽的报告无疑将是庞大的文字文本。笔者之所以愿意相信是技术原因，是因为这些译者均是国际学术界人士，则其既然公开声称“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则无疑等于在国际学术界压注上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毕竟，这种公开信之传播范围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国内学术界，其原文为英文，如今又在网络公开发表，则可谓向国际公开了。

    张鸣教授也承认90位学者来自具有良好学术环境的西方，但不知其为何又能断言90位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环境里不做这样的事情，却跑到学术环境败坏的中国，明目张胆地做”。难道90 位学者的公开信是指明仅给学术环境败坏的中国看的吗？难道公开信事实上不是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公开了吗？则何来张鸣教授之90位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环境里不做这样的事情，却跑到学术环境败坏的中国，明目张胆地做”之说呢？

    张鸣教授固然可以不相信90位国际学者，那是其的权利，然而，笔者更想说的是，汪晖的学术著作早有国际学者的翻译，换言之，其作品其实已然不仅仅属于国内学术界，而是早已属于国际学术界了，这是一个事实。故张鸣教授大可不必义愤于90 位国际学者对汪晖是否涉嫌抄袭公开发表意见。

    另，补充一点，如果说这90位学者之公开信就是“跑到学术环境败坏的中国，明目张胆地做”之行为，则同样为国际学者的林毓生先生在国内媒体发言之行为，不知张鸣教授又如何理解？且林毓生先生似乎也同样未给出自己的证据。而李陀先生亦曾写公开信，希望林毓生先生对问题进行学术的考证，似乎也未得到其回应。

    而口口声声主张学术打假学术求真的国内诸学者，如张鸣教授等等，至事件发生至今，文章写了不少，却独独不对最基本的学术事实或者说是文本事实进行哪怕是部分的考证工作，反而热衷于在媒体上撰写自说自话的，同时也是缺乏学术严谨性的文章，又是为什么呢？

    如此学术打假，究竟是学术求真，还是学者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