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荀子·王霸》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观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古人曾讲过，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关到社稷的兴废，不可不察，不能不慎之又慎。曾国藩就是一位重人才、善于用人的杰出的大师。他兴幕府，纳英贤，广揽人才，李鸿章、左宗棠等皆出自他的门下，并使他们大有作为。他为何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其目光深远、深谋远虑，深知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他在广揽人才的基础上，更是深谙知人善任的重要性,同时还因材育人,堪称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一代宗师。

曾国藩总结了一套独特的相人之术，由于是唯心论，这点仅供大家参考，但并非没有道理的。他认为：“心地邪正看眼鼻，诚实奸诈看嘴唇，功名大小看风度气概，富贵与否看精神兴旺与衰竭，有无主见看指爪，吉凶与否看脚筋，若要观察做事是否有条理，全根据言语判断。”这就决定着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对那些“心眼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在确定标准后，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没有惊世骇俗之象，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文书写出来，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僚习气和作风，不能深入到具体事务上去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知己不如人，语言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二者比较，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用身体好、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和“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他对曾国荃说，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在当时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来曾氏营中求职者非常多，他唯恐他的沅弟滥收滥用，告诫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一定会兴盛；看到办事拖拉，无能之辈比比皆是，就知道它将要灭亡或被取代。因此，不仅要广纳人才，还必须要选好人才。

发现和网罗人才，只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开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广”与“慎”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广则人才多，多则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必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则使用得当，使用得当就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这同样也是事业的大患。这就需要知人善任，量才使用。慎用，实质就是量才器使。要真正做到量才使用，重要的是善于认识人才，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能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抓到大鱼的机会。“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部下品德贤否、办事的原委，全都默识于心，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办事、待人等，也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最终，曾国藩幕僚四百余人，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而获实任者，有二十六名督抚、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他保举幕僚的目的，一是客观实际的需要，再就是作为奖励部下、激励奋进的手段。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也是“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保举人才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的人，否则他是绝对不肯保举的。

曾国藩还特别注重社会风气对人才成长的影响。确实，社会风气影响一代人的成长；领导者的为人，也影响社会风气的优劣。他认为，只要芳草茂盛，那杂草自然没有生长的空间；凤凰存在此地，那野鸟用不着追赶就会逃跑而去。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关键是当政者，而促进这种良性循环，则决定于全社会是否都有这种责任心。为此，他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归纳为四项：“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他认为上司对下属，就如同师长对于学生，父母对于子女一样。教诲和甄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人才，为了保举和超擢人才。所以培养人才的四个方法，是一个整体，有着前后连续和循环作用的过程。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练而出”，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练，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练。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个字来要求幕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他对李鸿章的磨练在当时就被人传颂。曾国藩的磨练说的理论依据是，天生的人才，或大或小，关键是要成器，要适用。不成器、不适用的人才，等于废材；成器、适用的人才，必然受到重视。他不承认天生的天才，而主张后天的雕琢，这也是对中国传统人才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一点一点积累功夫的人，比起那些投机取巧，轻取轻进的人来说，似乎又钝又迟，甚至有点迂，但是他们的功底深厚，必然德成业就，琢成大器，可谓是厚积而薄发。这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他要求所有的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更严格，既有部署，还有检查。与此同时，他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大家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他还在《劝诫绅士四条》中《扩才识以待用》里提出了几条规定，既有幕僚应当练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对其必要性的说明，既是劝诫，也是命令，既有引导，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费尽了苦心。总之，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求才之道约有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又作严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能扬人之长，让其成才，因而归顺他的人也如流水一样。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而并非一般草率的举动和阿谀行为。

曾国藩终因他的重人用人与育人而获得了人们的赞许，他的重人、用人、育人已成一体，高度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

（由于时间较为紧张，本篇在结构上可能不太紧凑，还请大家谅解。下一篇为大家献上《曾国藩的为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