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作家钟进翔小说《红女人》获奖

钱文霞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博士生）

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大奖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见《民族文学》2009年第12期）。裕固族作家钟进翔的小说《红女人》荣获小说组一等奖。该小说时代感强，构思巧妙，人物鲜活，立意新颖，艺术格调明显高出一般作品。

《红女人》是一个关于红军西路军优秀女战士、远近闻名的神枪手“玉莲”不幸被捕后，几经周旋终于逃出敌营，并辗转流落至肃南裕固族地区，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之下，摆脱暂时的茫然与无助，再度成长为一个令马家军闻风丧胆的坚强战士的革命故事。“红女人”这一称号生动展示了她的外在特征，她首先就是以红马加红装、人马一体的“一团红”形象跃入读者视野的，“红女人”更是她赤胆忠心向革命、满腔热血为中华的高洁、忠贞品格的表征。《红女人》同时也隐约勾勒了“红女人”在为保护流落红军“星红”与敌人一同坠崖后，大难不死，与多次帮助过自己的马家军厌战军官“马连长”结为夫妻、艰辛度日的苦难生活。在文革中，因丈夫的历史问题，更因自身身份难以证明她饱尝艰辛、历经磨难。历史的车轮还是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女人”也成了一位即将离世的老阿妈，走过了大喜大悲的岁月，一切皆成往事。生性淡泊的她，从不怨天尤人，觉得政府待自己已很不错，名誉、认同对她而言更无意义，正如她对自己当年救助的红军——前来探望的“星红”所言，她只求安静地离开。然而，在临终之时，她却拿出一顶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红军八角军帽，要求儿子转交县博物馆……

《红女人》不止是文学，也是记忆，更是历史。作者赋予普通题材文学化的驾驭，在凸现时代背景，展现风云巨变的同时，也于寻常叙述中贯穿着沧桑厚重的历史感，使读者在进入文本，并为其中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的同时，又不满足于猎奇性的了解，试图探寻其深厚、博大、复杂的历史文化内蕴，形成对历史、文化、人性的深入认识。

《红女人》充分体现了作者独到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他将整个故事放在了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祁连山北麓肃南裕固族地区，并以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织的叙述手法展开整个故事。小说前半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高高在上的叙述者以洞悉一切却又超然物外的视角展现了主人公在特定年代的奋斗与抗争，既挖掘了“红女人”作为西路军战士所特有的坚守与执着——在保护流落红军的过程中身负重伤的她毅然选择了和敌军同归于尽，也表现了她作为“这一个”的独特性，即与队伍走散的西路军女战士的彷徨、迷茫与面对不幸命运时的坚强、淡定以及从容，避免了脸谱化、程式化的人物刻画手法，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具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小说“尾声”部分，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交代了主人公的归宿和结局，既使整个故事真实可信、亲切感人，也在进一步渲染主人公玉莲（“红女人”）高洁品性的同时，为整个作品定调，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如红军西路军流落战士一样的为新中国流过血、更流过泪的英雄，他们的晚年生活并不幸福。于是，“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宣传干事”，在故事行将结束，交代主人公命运归宿的同时，也和许许多多读者一样，叹其不幸之余又不觉心生敬意，这便是小说在高昂的格调中充满淡淡悲哀的内在原因，更是其深刻性之所在。仅凭这一点，小说《红女人》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大奖赛”一等奖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