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与“汉人”解说

“汉” 与 “汉人”的称谓，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地理格局、政治变迁与文化认同之中。从一条河流的名字，到一个王朝的国号，再到一个民族的身份标识，其演变轨迹串联起华夏文明的整合与扩容，背后藏着中原与边疆的互动、文化与族群的融合，是解读中国民族认同形成的核心密码。

一、“汉” 的源头：从地理符号到政治图腾

“汉”的本义，是一条河流的名称 ——汉水（今汉江），这是它最古老的文化基因。

1. 字形与本义：水之“汉”的原始意象

甲骨文、金文中的“汉”字，均以“氵”（水旁）为核心，右侧为“堇”（或简化为“又”），本义直指汉水。《说文解字》释：“汉，漾也。东为沧浪水。”汉水是长江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汉中，流经鄂西北，注入长江，其流域是上古华夏文明与南方楚文化的交汇地带。

为何一条河流能成为核心符号？因汉水流域在先秦时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它是关中平原（周、秦核心区）与江汉平原（楚文化核心区）的天然纽带，也是中原王朝向南拓展的必经之路。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汉阳诸姬”（周天子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作为抵御南方楚国的屏障，“汉”由此从地理名词衍生出“中原屏障”的政治意涵。

2. 关键转折：刘邦与“汉朝”的奠基

“汉”从河流名称跃升为王朝国号，核心人物是刘邦。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封地正是汉水流域的汉中、巴蜀之地（《史记?高祖本纪》：“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刘邦以 “汉” 为号起兵，最终击败项羽，建立大一统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后刘秀重建，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合称“汉朝”）。

这一选择并非偶然：汉中是汉水上游的核心区域，刘邦以 “汉王”自居，既借封地之名凝聚人心，也暗合“汉水滋养之地” 的祥瑞寓意。而汉朝的强盛与长久（共405 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延续四百年的大一统王朝），让“汉”的国号深入人心，成为超越朝代本身的文化符号——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汉之得名，始于刘邦之封汉王，而汉之成为民族之名，则定于武帝之开拓与宣帝之治平。”

3. 文化赋能：汉朝的“华夏正统”建构

汉朝之所以能让“汉”成为民族标识，关键在于它完成了华夏文化的整合与制度化：

思想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华夏族群的精神纽带。

制度成熟：完善郡县制、察举制、三公九卿制，建立统一的法律、度量衡、文字体系（小篆、隶书规范化），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认同。

疆域拓展：北击匈奴、开通西域、征服南越，将中原文化辐射至长城内外、长江南北，使 “汉” 的疆域与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

经济繁荣：丝绸之路的开通，让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汉”成为外国对中国的核心称谓（如古波斯称中国为“秦尼”，但西域诸国多称“汉”）。

此时，“汉”已从国号升华为“华夏文明正统”的象征——凡是认同儒家文化、遵守汉朝制度、生活在汉朝疆域内的族群，都逐渐被纳入“汉”的文化共同体。

二、“汉人”的演变：从族群称谓到民族认同

“汉人”一词的出现，早于汉朝，但真正成为稳定的民族称谓，是在汉朝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最终在隋唐时期定型。

1. 先秦至两汉：“汉人”的雏形（朝代属性为主）

先秦时期，没有“汉人”的称谓，人们多以“夏““华夏” 自称（对应“蛮夷戎狄”的族群划分）。汉朝建立后，“汉人”最初是指“汉朝的臣民”，带有明确的朝代属性，而非民族概念 —— 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匈奴人称呼汉朝士兵为 “汉人”，《汉书?匈奴传》中匈奴单于致汉武帝的书信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这里的“汉人”均指汉朝统治下的民众，不分族群（如汉朝境内的匈奴降众、南越人，只要归服汉朝，均可被称为“汉人”）。

这一时期的“汉人”，核心是“政治认同”（认同汉朝统治）与 “文化认同”（认同华夏礼仪），而非血缘认同——这是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核心特质，也为后来“汉人”发展为多族群融合的民族概念埋下伏笔。

2. 魏晋南北朝：“汉人”的固化（文化边界的凸显）

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南下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此时，“汉人”的称谓发生了关键变化：它不再是朝代臣民的标识，而是成为“华夏文化继承者”的代称，用以区分南下的少数民族（“胡人”）。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加剧，但“汉人”的文化认同反而更加牢固：

南方汉人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以“华夏正统”自居，坚守儒家文化与汉族衣冠制度（如东晋“衣冠南渡”，将中原文化带到江南）。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虽武力强盛，但大多主动汉化（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禁胡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以“认同汉文化”获得统治合法性。

普通民众则通过服饰（汉服）、语言（汉语）、礼仪（儒家礼教）、姓氏等文化符号，区分“汉人”与“胡人”，“汉人”的族群边界逐渐清晰。

此时的“汉人”，已从“汉朝人”转变为“认同华夏文化的族群”，血缘不再是核心标准——只要接受汉文化，即使是少数民族后裔，也会被视为“汉人”；反之，若汉人放弃汉文化，则会被视为“蛮夷”。这种“文化认同优先”的原则，贯穿了“汉人”概念的演变始终。

3. 隋唐至明清：“汉人”的定型与扩展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王朝，也是“汉人”作为民族称谓最终定型的时期。

隋朝统一南北，唐朝进一步拓展疆域，将西域、东北、江南等地区彻底纳入华夏文明圈，“汉人”的分布范围空前扩大。

唐朝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大量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回纥）入朝为官、定居中原，他们逐渐接受汉文化，融入“汉人” 族群，使 “汉人”的成分更加多元。

从唐朝开始，“汉人”与“唐人”并称（如海外华人聚居地称为“唐人街”），但“汉人”更侧重族群认同，“唐人”更侧重朝代标识，“汉人”的使用频率更高、更稳。

宋、元、明、清时期，“汉人”的概念持续强化：宋朝面临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汉人”的民族认同感空前强烈；元朝将民众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成为法定的族群称谓（此时的“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已汉化的族群）；明朝推翻元朝，以“恢复华夏”为口号，进一步强化了“汉人”的文化与民族认同；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虽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但“汉人”作为最大族群的地位始终未变，“汉人”的称谓也一直延续至今。

4. 近代以来：“汉人”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传入，“汉人”的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

清末民初，为反抗列强侵略、凝聚国家力量，孙中山提出 “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最初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里的“中华”主要指“汉人”。

但随着时代发展，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提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将“汉人”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如今，“汉人”（现多称为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 91.11%，“汉” 的文化基因（如汉字、儒家思想、传统礼仪）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汉”与“汉人”的文化内涵：兼容与正统的双重底色

从河流名称到民族标识，“汉”与“汉人”的演变，始终贯穿两个核心特质：

1. 兼容并蓄：文化认同优先于血缘认同

“汉人” 并非单一血缘族群，而是多族群融合的产物：先秦时期的华夏族，融合了炎帝、黄帝部落，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部分族群；汉朝融合了匈奴、南越、夜郎等族群；魏晋南北朝融合了鲜卑、羯、氐、羌等族群；隋唐融合了突厥、吐蕃、回纥等族群……

这种融合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只要接受汉字、汉语、儒家思想、华夏礼仪，无论血缘如何，均可成为“汉人”。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所言：“汉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族群的过程，它的文化像一个大熔炉，包容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统一而多元的文化体系。”

2. 正统意识：“汉”即华夏文明的核心载体

从汉朝确立儒家正统，到魏晋南北朝“汉人”坚守文化边界，再到后世王朝以 “恢复华夏”为口号，“汉”始终与“华夏正统” 紧密绑定。这种正统意识，不仅体现为对文化传统的坚守，更体现为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追求——无论是汉朝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还是唐朝的“天可汗”体系，抑或是明朝的“天子守国门”，都反映了“汉人”作为华夏文明载体，对维护国家统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担当。

四、“汉” 与 “汉人” 的历史意义

“汉”与“汉人”的探源，本质上是解读华夏文明的“认同密码”：

从地理符号到政治图腾，再到民族标识，“汉”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从部落联盟到大一统王朝，再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汉人”的形成，并非依赖血缘的排他性，而是基于文化的包容性，这使得华夏文明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如今，“汉”不仅是汉族的称谓，更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汉字、汉语、汉服、汉礼等文化元素，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汉人”所秉持的“兼容并蓄、坚守正统”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从汉水之畔的涓涓细流，到华夏大地的文明长河，“汉”与 “汉人”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文化叙事之一，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认同，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历史的淬炼、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