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马云对支付宝等事业的政治考量

文/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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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注：本文主要思想起源早在2009年就已在拙著《长尾革命》一书中有所论述，而近几年所发生的事实既对此有所映证更有了新的启发。

    注：本文主要思想起源早在2009年就已在拙著《长尾革命》一书中有所论述，而近几年所发生的事实既对此有所映证，更有新的深刻启发。美国的个人信用机制高度完善，这让美国的坏交易的惩罚机制发达、过错成本极高，客观上成就了支付宝这样一个中国式创新，支付宝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工具，而更提供了一种交易中的个人化信用控制机制，这一机制从宏观上恰恰消除了中国社会文化中信用缺失给交易双方带来的壁垒。

    从逻辑上讲，交易行为中的信用控制需要社会诚信文化的支持，但更需要的是各类政府服务以及社会化商业服务自然成长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保障，可以承担这一重任的，包括政府社会管理部门，银行、物流等交易中间环节，以及有待成长的第三方个人信用服务类运用，而支付宝恰恰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胜家。

    商业和社会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当某个服务商能够大致成功地完成某个方面的社会化功能，必然将由此获得独特的巨大回报，这一回报源于无差别的所有社会成员。支付宝既然承担了本来应该由金融业提供的社会化信用服务功能，那就有机会分享社会化的金融机遇，这就是由支付宝发展出阿里金融的内在逻辑。

    延伸思考，支付宝的巨大商业力量源于其社会影响力，在银行之外，甚至社会信用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本来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和政府社会服务的义务，也就是说支付宝替政府做了没有能够做好的事情，按照上述逻辑支付宝就拥有了社会管理内在潜能，这同时赋予了支付宝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风险。

    支付宝被贴上金融互联网的标签，这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逼使金融业的巨子们去关注互联网对虚拟经济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挑战，这会有效提升中国金融效率，但这对支付宝而言却未必就是好事，更多金融机构会参与，比如对巨大的个人信用数据库进行社会化挖掘和管理机制创新，都可能冲击支付宝的一统天下。

    如果以历史的视野审视支付宝的未来，只要我们相信诸如支付宝这样的社会化运用是一种未来社会权利格局的先驱形态，或者说是过度形态，就更加容易理解其一统天下的时期绝对不会长久，因为这是世俗权力或者传统政经体制都无法容忍的现象，支付宝只是来自未来的一个萌芽，他们的黄金岁月并未到来。

    互联网巨头正在从社会需求的不同垂直领域承担起普遍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社会化影响力、社会化权力的诞生和成长，这就是马云曾经公开表示,已经做好支付宝随时被国有化的准备的内在背景。马云并不想成为先驱，但社会化的深化必然带来社会服务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对此谁也无法阻止。

    现在马云发起菜鸟联盟，更是以新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力量，去完成本应由政府交通管理和国家空间规划等部门承担的那些任务，我更加认为这是一次有一定风险的宣示，互联网、金融投资、物流这三界的一次不可谓小的联手，深刻地展示了新知识和信息机制将对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发挥更加深刻影响的未来图景。

    菜鸟网络构建的服务体系将对中国的物流交通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次以互联网所代表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所引领的社会化力量的大展现，而同样有着在社会影响和权力格局中获得潜在回报的预期。在未来的互联网历史中这有可能被记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互联网所孕育出的新兴力量开始在马云这样的经济革命者的带领下走向联合和自觉。

    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互联网在改变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必将并已经开启了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设计的进程，这一切是从萌芽而默默无声地开始，是令人尤其是令那些愿意思考、行动和希望迎接未来巨变的人们所激动的。马云，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个新的定位——以新知识和信息机制引导社会宏观管理革命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