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译文：

桃树长得多么壮盛，花儿朵朵正鲜美。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庭和顺。

桃树长得多么壮盛，果实累累结满枝。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庭美满。

桃树长得多么壮盛，绿叶茂盛展生机。

这位女子出嫁后，定能使家人幸福。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之作；而《诗经》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就是后人所公认的赋、比、兴；此中：赋就是叙述的形式和规范；比就是比喻、打比方；兴，就是创作主观和作品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联想。

 《诗经》描写男女爱情和情感婚姻的作品较多，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后人公认的《诗经》爱情三部曲，或称为思念之歌：第一首《国风·周南·关雎》是相思之歌，讲述一位男性的相思之歌，这首歌听起来让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第二首《国风·邶风·静女》是热恋之歌，讲述一个娴静的姑娘和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自由的恋爱之歌，这首歌特别纯净，高雅，经典。第三首《国风·周南·桃夭》是婚礼之歌，是一首祝贺年青姑娘出嫁祈愿助庆的乐歌。

 和《国风·周南·关雎》，《国风·邶风·静女》这两首诗歌有所不同的是，《国风·周南·桃夭》，它独取了大自然中并不是最具有美之特色的桃花来引入赋比兴，细读之后，不难引人深思。

 朱熹《诗集传》日：“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由此可见周代一般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姑娘出嫁，不难断定是一种很时尚的生活情景，所以能知诗人是以桃花起兴，为群像的新娘唱了一首生命和生活的赞歌，全诗反复用桃树的枝叶茂盛和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和美满，由衷地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嫁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这首诗歌使用了中国画传统的白描手法，没有浓墨重彩，没有夸张铺垫，自始至终以平平淡淡为主调，把一首在婚礼上高唱的赞歌，令人回味地唱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先祖先辈对女性的尊重，对母亲的歌颂。《国风·周南·桃夭》，一开始就以桃花的茂盛和桃花的灿烂而起兴，渲染出一种浓烈的喜庆气氛。让读者从气氛和形象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热烈和希望；同时，又从桃花的灿烂，桃实的肥大，枝叶的繁茂，明晰地喻示着这个姑娘将要给这个家族带去一个子孙昌盛，福祉绵绵的吉运。不言而喻，它是《诗经》里对爱情和传统的婚姻情感描写得相当出色的一首诗作，那么，诗经中经典的结婚之歌《桃夭》，为何没有选择其他鲜花来作为起兴的对象而独取桃花来赋比兴呢？ 在此，我们试比较一下其它鲜花来略作漫谈：

  先说杏花，我国古典诗歌中对它早有很多优美描写，如“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十里杏花多美呀！“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远处杏花似锦，春意闹枝，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韵，多美啊！但是《桃夭》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杏花呢？杏花比桃花的颜色还要红出一点呀。但我们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生活操作和生命的旅程中大多讲的是中庸原则，就如女人化妆，适当就是最美的，抹多了，就会产生过犹不及的感觉。因而作者因循了这个原则，相信杏花比桃花相对红了一点是为之“过”，所以诗人宁选桃花而放弃选用杏花的原因。

      次说梨花，读者马上就可以想象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美丽画面。梨花是什么颜色？白色！我们试想，如果娶个新娘子，杏花一样红，盖头一揭，一个红脸，会吓一跳。如果是梨花，太白了，盖头一揭，白脸曹操。所以，杏花太红，梨花太白，选择桃花是不红不白，又红又白，最美，这样就符合中庸的原则了。

      再说牡丹，牡丹是富贵之花，如果是普通农家姑娘，用牡丹来比，太富贵了。牡丹可比我们中国的八大美女杨贵妃，她当年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每天要吃一些荔枝，是用快马八百里加急由福建运往长安，如此富贵，普通百姓能承受得起吗？当然承受不起！所以选择牡丹不行，太富贵，这里同样由上而下地降用了中庸的原则。

     还可说说兰花，小小的花瓣，幽幽的清香，端庄，典雅，非常优美，比林黛玉可以，但比寻常农家的姑娘却不行。虽然林黛玉与贾宝玉心心相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林黛玉体弱多病，荣国府家大业大，必须有众多的后人继承而望族，如果把身体多病的林黛玉娶过门都不知道能不能怀上孩子，那怎么行呢，所以当权人要依靠薛宝钗。这里就可以看出高雅的兰花也不行，诗人是靠用了中庸的原则。

     最后说说菊花，菊花秋天而开，用来比喻新娘子季节不合，人们愿意新娘子出嫁是在最美好的春天时间，人生最美的年华也莫过于人生之春了。而且菊花颜色单一，要么黄的、要么白的，还有墨菊，都是单色。常听小朋友唱“奶奶一笑一朵大菊花”，用来比喻奶奶还行，用菊花来比喻姑娘那就绝对不行。这里是诗人受囿于中庸原则。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人是结合了天地、阴阳、宇宙及生活等万物的变化规律而准确地遵循了中华传统“中庸之道”的原则，恰如其分地独取了桃花；由此而参悟其中之精妙，我们确实不得不为古人的智慧所惊叹，这首诗已经精确到换朵别的花都不行，非它莫属，非桃花而不用。难怪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极高，是把它放在六经之首，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始于草木鸟兽之名”，诗人在这里就是像孔子所说那样，通过《桃夭》中再三反复地唱吟“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假释要依靠中庸之道来达到家庭和美，人生幸福的目的，虚拟出家庭和婚姻在社会和人生中极度的重要性。由此引申得知：《桃夭》作为诗经的可代表之作，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无与伦比的地位上，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已经不仅仅局限是一首诗歌及一部诗歌的集作，而更像是百科全书，对我们了解历史、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思想情操、涵养内在气质，甚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201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