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看1952年上海市青浦区元代任仁发家族墓出土南宋官窑灰青釉贯耳瓶。

故宫博物院关于这次展览的报道提到：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哥窑灰青釉胆式瓶、灰青釉凸弦纹瓶、灰青釉鱼耳簋式炉、米黄釉葵花式洗、灰青釉菊花式盘、灰青釉葵花式盘、明代宣德仿哥釉碗、清代雍正仿哥釉五岳花插，上海博物馆藏传世哥窑米黄釉五足炉、任氏墓出土灰青釉贯耳瓶，山东省博物馆藏传世哥窑灰青釉浅盘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官窑灰青釉贯耳瓶

南宋（1127-1279年）

1952年上海市青浦区元代任仁发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网站资料截图

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

凤凰网引2014年6月18日东方早报《元代任氏家族及其墓葬出土瓷器》（陆明华，上海博物馆陶瓷部主任））摘录：

松江人任仁发是元代名画家和水利专家，闻名天下，他曾经奉皇命进宫画“渥洼天马图”，“宠贲甚厚”。然而，任仁发墓早年就被盗，家族其他墓葬亦遭受不止一次的盗挖，大量名贵的物品早已不存。所幸的是，任明墓中的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尚能完整无损，与家族墓出土的其他元代卵白釉瓷器和少量漆器、金银器、砚台共同见证任氏家族的兴衰历史。

1982年，《文物》杂志发表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是有关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的首篇报道与研究，人们第一次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一考古发现的基本情况，此文的发表，填补了上海青浦任氏墓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任氏墓的相关情况，以往仅受到文物圈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外界很少了解，即便有所了解，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任仁发身上，因为他在整个家族中知名度最高。不少人以为任氏墓出土的有关实物，也应该以他为主。但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人们得以了解这个堪称官宦世家的家族墓群及其陪葬情况。根据出土记录，任氏家族墓的确切地点在现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共出土有六块墓志、三块墓碑，有任仁发，其子任贤能、任贤德，孙媳钦察台守贞，其弟任仲夫之子任良佑、任明。

任仁发是元代名画家和水利专家，闻名天下，有关他的情况，历史文献记载甚多，以明正德《松江府志》较为完整：

“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道人，世居青龙，年十八中乡试。元兵南下，平章游公见而器之，委招安海岛，引为青龙水陆巡警官，累迁，都水监府境开江置闸，凡水议皆仁发主之。大都通惠河杨隐闸奔覆、会通河浅涉、汴梁黄河侵归德府、杭之盐官海塘崩陷，仁发皆尝治之，具有绩效。任守宰祀之。尤擅绘事，尝奉旨入内画渥洼天马图，宠贲甚厚。后以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致仕。所著水利书十卷行于世。子三贤材，考城令贤能、泾令贤佐、南陵令。今人称画马，曰：任水监盖以艺掩其能云。”他曾经奉皇命进宫画“渥洼天马图”，因而“宠贲甚厚”，这似乎成了这位松江人声名卓著的主要原因， 当然，地方志纂修者认为，水利专家被他的名画家身份所掩盖。任仁发墓志的出土，使人们更加了解其生平，可与方志互补。当然，墓志的叙述就事论事，有时更为简略，如墓志记述任仁发有二子，相关情况详述不多。地方志则说他有“子三贤材，考城令贤能、泾令贤佐、南陵令”，三子皆成才，为朝廷命官。

其子任贤能墓志，除记录其先祖姓名职官等内容外，还特意记其“大德皇庆间，入觐进画，赐金段旨酒”。此后一直入仕朝廷：“延祐初特除太常寺大乐署丞，转将仕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庙湾场盐司丞，升登仕郎淮安路盐城县主簿，又升承事郎秦家渡仓监支纳，除平江路嘉定州判官”。墓志载任贤能字子敏，元黄庚《月屋漫稿》，有“司丞赴北”以送别任子敏：“鞭影拖云入帝京，少年正好作功名，不辞驿骑三万程，白玉堂中挥翰墨，黄金台上被恩荣，何须折柳话别情。” 这里的子敏应即任贤能，碑文谓其赴大都向皇帝进画，实际上也可能是去任职太常寺大乐署丞。

任氏墓中的钦察台守贞墓，系任仁发之孙任士文之妻。任士文在文献中有载，“至正十四年三月六日，奉谕焕著检校王谦、照磨任士文……同游南山，诸公俾昧书于石屋洞，以识岁月摩崖。”其妻守贞生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卒于至正十三年（1353），色目人，是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完者都拔都之曾孙女。

任氏家族墓出土有任明墓志，据墓志载任明“字彦古，号云山。后来过继于姑家，遂改姓于陈氏。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卒于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此记载可联想到《上海志》中记述的陈明，据记载，“陈勇任湖广等处泉货水监。陈明，字彦古，仕至中议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府事，寻授嘉议大夫扬州路总管。致仕，赐爵颍川郡侯。”《松江府志》记录得更详细：“陈明，字彦古，上海人。湖广等处泉货少监，勇之子。仕至中议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府事，请老授嘉议大夫扬州路总管。致仕。卒赠嘉兴路总管，赐爵颍川郡侯。”两文中提到的陈勇为陈明之父。据记载，“湖广等处泉货少监陈勇墓在青龙南”。

上引文献中的陈明应即是任氏墓志中的任明，墓志与文献记载吻合，过继于姑家，改姓于陈氏，均字彦古，两者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应为同一人。我们之所以要深入了解其人其事，是因为任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根据调查材料，出土于任明墓中。”

任氏家族的名声在外，从历史文献情况看，人们对任氏的记载较多，对任氏墓地的记载也不少，当然，主要是关于任仁发的。据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浙东宣慰副使任仁发墓在骆驼墩。”又曰：“骆驼墩又呼落弹墩，在簳山北，任仁发墓在焉。”明万历《青浦县志》也十分具体地指明：“浙东宣慰副使任仁发墓在骆驼墩四十五保四区凡七座。”还有一些文献，也有类似记录。如此详细的记载，使任氏家族墓的详细下葬地点（或方位）长期暴露于世人视野中，历经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兵荒马乱几百载，墓群被扰乱、被盗挖的概率显然不会低。因此，除了任仁发墓早年就被盗、遗物散失外，其余墓葬亦恐难幸免，甚至遭受不止一次的盗挖，大量名贵的物品早已不存。令人欣慰的是，任明墓中的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尚能完整无损。任氏墓群中，亦有不少元代卵白釉瓷器和少量漆器、金银器、砚台存在，这些物品，共同见证了任氏家族的兴衰历史。

任氏墓出土的瓷器，可以说是上海地区历年来瓷器考古的最重要发现。而其中的8件宋官窑瓷器，包括4件胆瓶、2件贯耳瓶和2件香炉，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珍品。元代，常见瓶、炉组合，即香炉和瓶一对，组成三供，以后，则增加一对烛台组成五供。元代墓葬和窖藏发现的通常是三供，如江西萍乡市福田乡下石村窖藏出土青花香炉和花瓶一对，四川三台出土有青花香炉和花瓶、湖北武穴舒氏娘墓出土青花香炉和青白瓷双耳瓶一对，湖南常德出土香炉和花瓶。还有未经正式发表的安徽繁昌窖藏出土的蓝釉三供器也是如此。此类组合，当作为祭器与供器使用，相关墓葬及出土器物用途，学界研究较多，笔者也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任氏墓出土的8件官窑瓷器，初看似乎也是供器，但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值得讨论，因为器物的数量不完全配套（这也有可能是盗掘的结果），同时，贯耳瓶在当时是文人休闲游戏时的“投壶”样式，多供游戏掷箭之用，未必是供瓶。任氏墓的这8件瓷器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们被视作南宋官窑的产品。宋官窑瓷器的流传和收藏，历来都在宫廷系统中进行，即使朝代更迭，旧王朝的物品也多为新政权接管。只有特殊时期，才会出现外流现象，如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清宫文物被推翻的皇帝偷运出宫等等。因此，民间实际上很少发现这种器物的流通。正因为如此，任氏墓这8件官窑瓷器的出土，显得较为特别，甚至有些神秘。当然，对这8件瓷器的认识上，不完全是统一的，这涉及南宋官窑的认定问题。

目前可以推定为南宋官窑的，有郊坛下与修内司官窑两处。郊坛下官窑，是一座没有争议的宫廷自置窑场，对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看法则稍有争议。1995年，杭州老虎洞村附近被暴雨冲刷，暴露出一处窑址，后经正式发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就是文献中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也有的同意是南宋官窑，但不是修内司官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的窑场（续窑）。几年前，老虎洞窑出土刻有“修内司”文字的窑具—荡箍，虽然荡箍发现于元代地层，但测试者通过对30多片老虎洞窑瓷片标本进行测定后指出，“南宋时釉的配方为石灰釉配方，而元代层釉料配方发生改变，转变为石灰碱釉配方。” 测定结果“荡箍的釉为典型的石灰釉”，在对胎体分析中可见“荡箍残片的胎体成分都和南宋层的青瓷片聚在一起，而和元代瓷片相差较远，再次说明这件荡箍的确为南宋时代的产物”。荡箍的出现为确认修内司官窑增添了新证据，科学测试结论也重申了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的确切性。目前，多数业内人士至少认同，老虎洞窑是南宋时期的官窑。

回到任氏墓出土的这8件作品，从其胎釉质地，及制作工艺观察，它们具有明显的南宋官窑风格特点。虽然无法肯定它们是由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烧造，还是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制作，但其官窑属性依然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器物是在元代的墓葬中被发现，但后世墓葬发现前朝物品还是十分正常的。所以其烧造年代仍可能属于南宋，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器物属于元代烧造。由于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8件这样的器物，因此墓主人的情况显得颇为重要。这些器物来自任明墓，从前文考证的任明生平及其职官看，以任明的官衔和地位，拥有如此贵重的物品，是很合理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可能更有机会接触到上层乃至皇家贵胄，他们得到高档瓷器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更大。或许把这种高档瓷器作为陪葬品，是因为他生前喜爱这些物品，后人遵从其意愿放入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