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看万柳堂故址“简廉堂”匾联。

万柳堂故址位于东城区夕照寺街南端路东。

博物馆注释文字介绍，万柳堂为康熙大学士冯溥（1609-1691年）的别墅，故址在今东城区夕照寺街南端路东。在清初是文人名流雅集圣地，京师著名景区。简廉堂是万柳堂中建筑御书楼之匾额。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四月清圣主玄烨御笔。至光绪中，简廉堂尚存。

新民网引2009年8月19日千龙网《漫步夕照寺街追寻消逝的古老记忆》摘录：

离开了崇文区教委，从夕照寺中街往东，我回到了夕照寺街。沿着夕照寺街向南，我开始寻找下一处古迹―拈花寺。和育婴堂一样，拈花寺也是我在翻阅《民国十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我很惊奇：拈花寺不是在西城区吗？难道崇文区也有？查一些资料才知道，崇文区的拈花寺最早叫做“万柳堂”，是清初大学士冯溥的别墅。冯溥（1609年-1692年），益都（今山东青州）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宏文院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等职，为人刚正不阿，从不屈服于鳌拜等权臣。他曾多次向清廷提出富国安民的建议，很多都被统治者采纳，在朝中颇有威望。据方志记载，夕照寺街的南段原来是大片的农田和坟地，万柳堂一带是片洼地，积满了雨水和污水。很多大官儿都觉得它又脏又臭，避之唯恐不及；冯溥却独具慧眼，花钱买下洼地后，雇人筑了围墙，成为一个占地百亩的园子。在园子里，疏浚积水，修好莲池，堆起土山，种了很多杨柳和花卉。每到春末夏初，垂柳依依，荷香飘飘，风景非常优美，冯溥把园子命名为“万柳堂”。这个名字还颇有一番来历。早在元朝，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1231年-1280年）在草桥（今300路内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修建了一处别墅，名曰“万柳堂”。廉希宪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汉语流利，学养深厚，有“廉孟子”之称。可见冯溥是敬慕前贤的高名，才给自己的别墅起了同样的名字。清人戴璐的《藤荫杂记》就认为他肯定是“仿廉孟子万柳堂遗制”。冯溥的万柳堂里修了五座御书楼，楼内悬挂着康熙帝御笔匾额“简廉堂”，堂前殿柱有一副对联：“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闲暇之日，冯溥召集文人名士，在此吟诗作赋，好不自在。有意思的是，冯溥还曾经继承金之俊、胡兆龙的事业而主持育婴堂，足见他对夕照寺附近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据《宸垣识略》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仓场侍郎石文桂买下了万柳堂这块地，他又雇人修了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建起了一座寺庙，康熙帝御笔亲题“拈花禅寺”匾额。从此，万柳堂变成了拈花寺，第一任住持是高僧德元。不过，和万柳堂一样，拈花寺仍然是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宗教的气氛反而淡薄了许多。有些方志上还提到过拈花寺附近的鹿圈，是同仁堂的养鹿场，后改为京纶织布厂，现在恐怕也难觅遗踪了。快到中午，明晃晃的阳光有点刺眼，我已满头大汗，也转到了路东的板厂小学门口，停下脚步，认真对照民国年间的地图，我认为板厂小学就是昔日拈花寺的所在地―尽管看不出什么遗迹。隔着大门，可以看见几栋楼房，还有操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门外，夕照寺街依旧宁静，偶尔有一两辆车子驶过，却不急促，三三两两的行人，也少有逗留。我请教附近的老住户。有位老先生告诉我，他小的时候，相当于民国末年，拈花寺已经非常破败，庙舍改成了造纸作坊，还有粉坊，乱七八糟。解放初期，拈花寺大悲阁和“拈花禅寺”匾额尚存。20世纪70年代，拈花寺拆除，改为拈花寺小学，后来又改成了板厂小学―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只可惜，当年万柳堂的美景，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简廉堂”匾额

康熙五十年（1711年）

夕照寺街

夕照寺街夕照寺

距夕照寺不远处的中国足协办公地，据说快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