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院旧址位于西城区西四北五条4号。

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2014年6月西城区文化委网站）。

关于西四北五条可参见《北京瞬间（850）：西四北五条张宗昌宅》、《北京瞬间（865）：西四北五条傅增湘故居》、《北京瞬间（1068）：西四北五条》。其中记载，张宗昌宅位于西四北五条5、7、9、11、13号，傅增湘故居位于西四北五条7号，即傅的故居是张宅的一部分。

2017年北京晚报《元代胡同遗存》记载，张宗昌宅院为4号，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为4号，后扩大到9号等处。

看有的资料，西四北五条4号是张宗昌的外宅。

到现场看，西四北五条南侧只有2、8号，然后是10号，没有4、6号。从西头到8号门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想来4号应在这一段中。

西四北五条2号

西四北五条8号

西四北五条2-8号

西四北五条

有关报道截图

北京电影学院网站网上校史馆《新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开端》（陈文静）：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对培养新中国的电影演员事业十分关心。他们对当时负责电影工作的袁牧之和陈波儿说：将来要成立电影大学，但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从培养专业电影演员开始。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时负责此事的是陈波儿同志，筹建人为谢铁骊、巴鸿和、王赓尧。校址在西四石老娘胡同四号一所大四合院内，后来又扩展了另一座四合院。当时规定凡学生一入学就参加了革命，享受供给制待遇。招生工作在全国展开，对考生的录取采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第一次招生名额末满，年底又招一次插班生，录取的名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招生中很注意吸收政治条件好、气质健康和不同类型的形象。当时录取的学生中有工人、职员、大学生，也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和名牌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此外，还有来自新疆的学生和为数不少的复员军人参加。研究所成立后，由陈波儿同志担任所长。她是我国经典影片《桃李劫》的女主角，在党内负责电影和电影剧本的审查工作。她虽然因工作繁忙，不能常来研究所，但经常要求听取汇报，并抽时间检查学生的作业，遗憾的是当1951年我们去湖北参加土改时，传来了她在上影电影艺术干部座谈会上作报告时，因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她死在工作岗位上；师生们在农村获知这一噩耗时不禁痛哭失声。她在开创初期的电影表演教育事业上是我们的引路人，我们至今都衷心怀念她。研究所的副所长是王逸同志。谢铁骊同志在电影局负责共青团的工作，筹建研究所时，他是三个筹建人之一。秘书由巴鸿同志担任，他是香港著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以前曾为革命做过工作，为了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与爱人李露玲（她是解放前在香港第一个扮演“白毛女”的演员，当时在香港影响很大）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他们放弃了作为演员的艺术生涯，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巴鸿成了筹建研究所，教学以至师生员工生活的“总管”。研究所共办了两期表演班。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一年后研究所改名为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

2017年5月1日北京晚报《元代胡同遗存》摘录：

西四北五条，明代称石老娘胡同。旧时称接生婆为老娘，这条胡同因居住过石姓接生婆而得名。胡同内4号是一座大宅院，大汉奸王克敏、大军阀张宗昌先后在此居住。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张宗昌在石老娘胡同居住时，仍生活放荡，常在宅里招妓女，养姨太太。居民们讽刺说：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1950年6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在4号院创办表演艺术研究所，设有编剧班、表演班等。1951年5月，改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3月，改名北京电影学校，校址又扩大到石老娘胡同9号院及受璧胡同、大乘巷内的几处院落。当时严恭、谢铁骊、陈怀恺等任主任教员，周扬、夏衍、冯雪峰、艾青、丁玲等文化界领导和文学艺术家都曾在此授课和开专题讲座，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导演、演员、剧作家。大家现在仍很熟悉的著名演员印质明、赵联、庞学勤、于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员。1956年，在北京电影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迁往新街口外新校址。胡同内的14号院曾是电影洗印厂，现在仍住着电影界的职工。世事多变，谁曾想到张宗昌的外宅竟成为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摇篮。胡同7号为藏书家傅增湘（1872年—1949年）旧居。傅增湘清末曾中举人和进士，任直隶提学使。后热心教育，创办天津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9年后专心从事古籍收藏、校勘和目录研究。他于1918年构筑了这处住宅，二进院落，住宅不大，但很典雅。他因仰慕苏东坡，特取苏东坡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宅院为“藏园”，藏书室命名“双鉴楼”，收藏善本书达6.6万余卷，著有《双鉴楼善本书目》。1927年，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在清末的北京地图上，在石老娘胡同东口，现西四北大街路中央有一庙宇。这庙宇有两怪：一是建在路中央，因而俗称当街庙。二是此庙坐南朝北，门向北开。这在北京的庙宇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原来此庙是明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后，感谢瓦剌部首领不杀之恩，特修此面向北方的庙宇，向瓦剌部朝拜、感恩。这小庙恰恰成为明英宗屈辱投敌的见证。民国初年，修马路时将此庙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