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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圭元设计作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网站资料：

雷圭元（1906—1989年），出生在北京西河沿的松江会馆，十五岁以前随在外务部任高官的祖父雷补同生活，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因自幼丧母，个性沉默，爱好独自在房内读书、作画、雕刻、扎风筝，或捉昆虫、养蟋蟀、喂金钟子。祖父专制的教育方式让他“觉得四周的空气像被毒气毒害了一样”，于是十五岁就离开祖父投奔任职外务部中文图书馆的父亲雷润民，并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学部图案科。

在读期间他对图案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尤其擅长漆艺和蜡染。当时的国立艺专还有闻一多、郁达夫等学者，雷圭元在此的学习为日后的图案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诗《黄鸟的呼声》，文中写道：“黄鸟后来投入火中，再生为凤凰，唤醒了大厦中的人们，冲出牢笼打倒了军阀，完成了革命的大业。”因为成绩优异，雷圭元提前一年于1927年毕业并留校任助教。第二年又受到林风眠的邀请到杭州艺专任助教。

1929年春天，他在祖父反对的情况下与同乡挚友艾青结伴前往法国留学。在法期间半工半读，一边在一家工艺美术小工厂担任设计师，制作漆画和蜡染，一边到蒙巴那斯的一个“自由画室”画人体速写。终于，他的油画《芦笛》参加了1930年的法国秋季“独立沙龙展”。法国留学对他日后图案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1年，雷圭元学成回国，仍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并与戴克庄女士结婚。任教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漆画、蜡染、油画和图案画。蜡染装饰画《禁果》、《浴后》、《泉边》；漆画《海》、《献花》、《虎》；油画《苏州姑娘》、《玫瑰花和鱼》等陆续在上海的《文华》、《美术生活》等画刊上发表。其中《玫瑰花和鱼》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漆画《渔归》参加了上海工商业美术家协会的展览会；油画《种瓜得瓜》参加了1936年全国美展；油画自画像和其他一些作品参加了上海春地画会美展。

1936年他的专著《工艺美术技法讲话》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国内外漆艺、染织的工艺技法，填补了当时工艺美术教材的空白。1938年，杭州、北平国立艺专合并 。由于与校方教学理念不合，雷圭元与庞薰琹、李有行、沈福文等人一起创办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37-1945年）。雷圭元在此进行了专业图案分科教学的改革尝试。并取材湖南、贵州、四川、昆明等地民间艺人的劳动场面，设计创作四十余幅装饰画。1941年，绘制了《圭元图案集 第一辑 瓷器图案》。1945年抗战胜利后，雷圭元重新回到杭州国立艺专任实用美术系主任。并着手撰写《新图案学》这部唯一被教育部确定的大学教材。他在书中曾引到康定斯基的“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作为调和”，指出要注重人的培养，这和包豪斯的“设计的目的不是产品，而是人”是一致的。把图案上升到为人生为事业的层面，奠定了后来中央工艺美院的“为人生的设计”。实际上，雷圭元的图案思想更是早期的艺术设计思想，他所说的图案，是指“某一物品的总体设计图，而不是指某一器物设计图中的局部纹样”，可以看出他在艺术教育上的远见卓识。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雷圭元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部分师生调到北京，并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主任。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雷圭元担任了学院的副院长。早年的图案教学重视写生变化，并在之后对“写生变化法”加以改进。他认为变化是“人化自然”，是理想化的自然，并不是一味的模仿、抄袭自然，这些创造还必需借助于传统图案的学习，拜古人为师，从传统图案的造型规律入手，把写生变化与传统图案学习结合起来。五、六十年代以后，他侧重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著，同时在图案教学中重视传统图案的临摹。并从中国绘画理论中提出“三远法”（平远、高远、深远）与散点透视作为装饰格局的基础。

建院同年，雷圭元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展览团团长，去瑞士、瑞典、荷兰、冰岛主持展览工作并参观考察。吸取了许多国外院校的有益经验，学院进一步完善了已有的染织美术系、陶瓷美术系和装潢美术系，图案教学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他发表了“图案是为了生产、为了文化也为政治”的观点。雷圭元把西方的图案学理论带入了东方的文化语境，如常沙娜先生所说：“（雷圭元先生）总结了几十年的图案教学经验，一改他三十年代图案理论的依据，大量列举了我国古代图案，如彩陶、纺轮、太极图等所具有的点、线、面抽象图形中的母体，由此来说明图案的原理和法则，雷圭元先生这种经过反思后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基础理论，不是三大构成所能替代的。”

在雷圭元的图案观念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似乎与他儿时所受的教育分不开。他对比了希腊、埃及和中国的图案：“我们晓得希腊之神性、埃及之鬼性、罗马之神与兽性……近代之机械主义是天与地性、东方图案是人与天地合而为一。总没有达到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创作”。希腊的天之神性，埃及的地之鬼性，中国人的中庸，正是其图案风格形成的根源。由此他对中国传统的太极图案、冏形图案等加以研究，为保持中国传统图案风格并推陈出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引进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不丢弃传统的精髓，雷圭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8年雷圭元率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几十名师生，担负起首都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等建筑的装饰设计。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全新的装饰艺术，体现了建国初期的设计水平，现在看来仍然庄重典雅、古朴优美。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著作《图案基础》、《中国图案作法初探》及一系列漫谈图案教育，美术、设计评述的文章。雷圭元在图案基础教学上的主张是学生在第一年多一些临攀中国图案的课程，把临摹中国的传统图案作为图案学习的基础。《图案基础》这本书作为图案学习的教材有丰富的古代图案，并从造型和纹样两方面分析了它们的构成规律。书中还介绍了古希腊、古埃及的纹样。今天看来，书中的很多理论大家都习以为常，但这本书是当时同类书籍中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不仅适合初学者阅读学习，还在工艺美术专业领域广为流传。《中国图案作法初探》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多，以图为主，却是雷圭元图案研究的另一块里程碑。从中可以看出他“临摹古代图案是为了‘举一反三’，‘推陈出新’”的观点。遗憾的是，因为十年动乱，直到1979年才能够出版，但在雷圭元晚年的教学中仍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70年代末，年逾古稀的雷圭元仍旧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中国图案美”的一系列论文，从庙底沟彩陶的图案，到汉代铜镜的格律体图案，以及点、线、鱼、绳带结等，这些今天广为人们所熟悉的古代图案，经过雷先生的发掘整理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雷圭元曾说：中国图案有两个根，一是理性之根，即天干地支的数字之美；一是感情之根，即七情六欲的人情之美。他在研究图案理论的同时，创作诗词以养神，研习书画以怡情。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中的图案均是由他手绘，在研究图案理论的同时从事图案创作、漆艺、染织创作，以理论、实践和教学相结合。正是因为对图案研究和图案教学投入的这种热情，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图案对人的教化和改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甘当一辈子的“教书匠”的精神，中国的图案事业才能有如此巨大的发展。

雷圭元在《新图案学》的第一章——“图案与人生”中，从“人”，谈到“人与自然”，从“生活”、谈到“艺术生活”、“生活艺术”、再到“技术与艺术”。这仿佛不是一本关于图案学的书，而是告诉我们何为人，人该怎样生活。他的书中引了一句话：“我们正在快乐的时候，就是正在生活的时候”。这种为人生为生活的图案设计，更能让我们设计出更富有人情味的东西。雷圭元的一生恰好就是这“图案人生”的写照，耕耘在图案教育的土壤上，做一名“别无所长”的“教书匠”。（出自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雷圭元文集》 廖延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