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看《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宋端平刻本。

新浪网引 200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善本掌故）》摘录：

“楚辞”本是战国时期楚地歌谣的泛称。屈原（前340-前278年）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将楚歌楚语加工成为文人的创作。屈原的创作以激荡的情感和瑰丽的文辞广为流传，历代也有不少拟作。西汉末年刘向（约前77-前6年）校理群书时，辑录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的拟作，通称为《楚辞》。此后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约成书于安帝元初四年即117年左右）、宋代洪兴祖（1090-1155年）《楚辞补注》两部重要注本。

宋朝时，朱熹（1130-1200年）《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在注释方法上也与前注不同。

朱熹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因此，《集注》删去《楚辞章句》原有的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25篇，总名之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16篇，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以及以情辞深切为标准进行篇目的增删，这种做法明确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着意强调楚辞在情感和语辞方面的特点。

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朱熹在《楚辞集注》的序言中评价说：“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文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朱熹的注释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还对其表达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由于这种贯通的理解和对作者意旨的尊重，朱熹对屈原有更多正面的评价，认为屈原之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辞旨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陈振孙因而评价《楚辞集注》说：“祛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

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孙朱鑑刊本《楚辞集注》，为海内孤本，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书后另附有《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前者为旧注的考订，后者辑录宋玉以后至宋吕大临的拟骚作品。

这一部书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即将达成协议的9月27日，毛泽东与田中进行了会谈。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指着书橱上的《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这次会面后的第三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1957－1958年间，他曾专门收集《楚辞》的各种版本及屈原著作50余种，其中有19种由国图提供。毛泽东送给田中角荣的就是国图藏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的影印本。（李文洁）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熹撰，宋端平刻本

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博物馆文字介绍，书成于庆元五年（1199年），是在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和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多有创建，是研究《楚辞》的最佳善本。该本为现存最早最完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