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故居位于清华大学照澜院9号。

1925年后，李济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讲师，住在这里。

李济之后，张申府住过照澜院9号。

清华大学新闻网《挽住清华园最后的近代住宅》（姚雅欣）摘录：

随着清华改办大学的深入，1920年代初相继建成的南院、西院住宅，为延揽名师组建国学研究院和创建大学各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仅以国学研究院导师群体为例，1925年4月，王国维住进西院16号和18号；9月，梁启超住进北院1号和2号；赵元任、陈寅恪相继住进南院1号和2号，李济(时任讲师)住进南院9号。王国维、梁启超毕生凝聚的学术志趣和育人风范最后驻留于此，赵元任与现代中国语言学调查研究、李济与中国现代第一次运用科学方法的考古发掘探索都从这里起步。今天，清华国学研究院恢复成立，她所创造的学术巅峰不断被世人景仰追怀之时，集中于照澜院(旧名“南院”)的赵元任故居、陈寅恪故居和李济故居，如果能够建成“清华国学研究院纪念馆”，将是我们缅怀大师风范，领略国学研究院学术文化精神最贴切的历史场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网站《清华国学研究院九十周年纪念研讨会隆重召开》摘录：

清华国学研究院九十周年院庆的当天，即2015年11月1日，在清华园内隆重举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九十周年纪念研讨会”。邱勇校长到会发言。九十年前，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此即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学术机构。它最初由吴宓主持创办，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又聘请李济为讲师，此即该院历史上的“五大导师”。与此同时，它还先后拥有过马衡、林志钧、梁漱溟、赵万里、浦江清等教员。在短短四年时间内（1925－1929），清华国学院培养出了王力、姜亮夫、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高亨、谢国桢、陆侃如、罗根泽、姚名达、蒋天枢等一大批杰出学者，其成材率在国内无出其右。后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离世，清华的体制也转为西式大学，国学院遂于1929年夏正式停办。但它作为集一时声名文物之盛的学术圣地，一直在国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激励着后学。

照澜院9号

照澜院

李济（1896-1979年），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引2014年5月23日人民政协报《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摘录：

1896年出生的李济，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获得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一年后得到心理学文学士资格。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在写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过程中，涉猎了许多人类学的著作。在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当时他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留学生。 李济发表在《中国留学生月刊》上的文章《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引起了哲学家罗素很大的关注，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引证了李济文章中的两段话。李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经过数年的修改，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作为专著正式出版。 1923年夏，李济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夏季以后担任了文科主任，并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被称为“五星聚奎”。李济本已在南开担任两年教授，但由于他还要参加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在中国考古发掘队的工作，不能按教授的要求“常川驻院”，故“暂任讲师”。他讲授了“人文学”(当时对人种学或民族学的译法)、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等课程；指导学科范围为“中国人种考”。他还兼任历史系教授，并从1926年第一学期起担任国学研究院和历史系合办的考古学陈列室主任。

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考古事业和现代考古学发轫的标志，李济因此而获得“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和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组长，翻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李济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通过殷墟遗址的发掘，发掘出来大批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并加以科学的裁判；对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早期的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实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又有部分，可以与晚期即殷以后周秦历史期间的实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说，殷墟的发掘，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凤凰网引2011年《瞭望东方周刊》第410期《李济为何是讲师而非教授》（岳南）摘录：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从清华国学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尚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在此发挥了交叠的作用。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说法，一种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费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弃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这一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