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瞬间(1240):西海梁巨川殉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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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寺北海南沿正德梁巨川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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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0日,梁济梁巨川于六十生辰日自沉于北平普济寺前什刹海之西海中。三天前,梁巨川问儿子:“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
普济寺位于西城区西海南沿48号,是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现在门口挂了一文化创意产业园牌子。
西海十分平静。
这里离梁巨川小铜井胡同故居(门牌号为西海西沿2号)很近。故居已经不在,可以隐约看看故居的位置。
梁济(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馀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於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馀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西城区文化委网站资料:
普济寺始建年代无考,重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寺内有明正德十四年重修碑,因地势高耸俗称“高庙”。普济寺坐西朝东,现格局已不完整,仅存部分殿堂。寺的北面为桂林梁巨川在什刹海投水自尽处,曾有“梁巨川先生殉道碑”(注:看老照片,碑上文字为: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后遗失。现为北京市有机玻璃制品厂使用。
2010年4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梁漱溟之父梁巨川
1918年11月10日,一位名声不显的前清小官员、著名哲学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自沉于北平城北的积水潭。在留给家人、朋友、世人的遗书中,他说,如果他的自杀要以具体的词语来理解的话,那就是为了“殉清而死”。这一事件立刻引起当时中国首都舆论界巨大的骚动。
梁巨川在清末到民初,并不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曾做过内阁中书直到民政部主事、员外郎这些官职。
中国天气网引2013年9月17日华夏时报《什刹海:超越皇城历史的荣光》摘录:
高庙又称普济寺,建于明初,坐西朝东,这里地势较高,故得名高庙。第二次鸦片战争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1860年9月29日,巴夏礼一行由刑部转至高庙关押,这期间,巴夏礼暗中向城外八国联军发送情报。然后,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是一厢情愿的空想,10月8日,巴夏礼等被释放,离开高庙。10月18日,八国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高庙后来被毁坏,当年庙旁有一块石碑,刻着“梁巨川殉道处”,是为了纪念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梁巨川生前居住积水潭小铜厂一号,为清官员,酷爱读书,清亡后,曾写下“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的自勉联。他热衷于变法维新救民强国,当看到袁世凯误国时,决心以死醒民。1918年,梁巨川在六十生辰前三天,问儿子:“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三天后,他留下《敬告世人书》说自己是“殉清而死”,于生日当天投积水潭自尽。
求是理论网引201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梁启超的“错失”》(陆其国
1918年11月10日,说不上有多少知名度的前清小官员梁济(字巨川),自沉于北京城北的积水潭。梁济在留下的遗书中说,如果他的自杀要以具体的词语来理解的话,那就是为“殉清而死”。梁巨川自戕,曾激起当时中国舆论界巨大反响。
梁巨川是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乡试举人,但一生不得志,40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员外郎。1917年张勋复辟前,他听到风声后曾写信给张,“力言不可复辟”,这话记在梁的遗书第一封里。遗书一开首即说:“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后面又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梁还在遗书中坦陈,“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原来梁并不反对清朝退位,更不反对共和,但他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和变化太失望,梁巨川的忧时感愤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梁济显然还是一位教育家,就是这样一位本应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人,却在60岁时毅然选择了自沉。
当时的梁济,目光敏锐,识见独特,思想不乏深刻,内心肯定丰富,他多么希望能找一个堪可求教,并可与之切磋交流的人,一抒内心。此时,从海外归国的梁启超进入了他的视线。梁巨川素来敬佩任公(启超),现在他极想与之取得联系。然而遗憾的是,不知是任公先生实在太忙,无暇顾及,还是梁济其人根本不入大名人梁任公的法眼,总之,梁济四次亲往求见任公,并两度致书,结果均无功而返,致任公的信也如石沉大海。
岁月匆匆流逝,倏忽间梁巨川的儿子梁漱溟长大了,其学术声名也深孚众望。比梁启超小20岁的梁漱溟后来回忆道:“到民国九年(1920),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
果然,梁启超很快为自己曾经“错失”梁济先生“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梁漱溟)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任公)”。应该说,梁启超的这封回信,已让梁漱溟彻底释怀。
普济寺仅存的殿堂(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