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故居位于西城区西四北五条7号。

看资料介绍，1918年，傅增湘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构筑新宅。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

西四北五条7号

西四北五条

傅增湘(1872-1949年)，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字润沅，后改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县人。幼年随父居江浙等地就读私塾，后定居天津。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905年起，在天津办学。1909年任直隶提学使。辛亥革命以后，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教育总长等职。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1929年赴日本考访中国古籍。他大规模藏书活动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经常出入于北京各书肆，并多次到浙江、安徽等地访求图书。他与同代藏书家张元济等人互通书之有无。他经过数十年努力，藏书积至20万卷之多，成为中国现代大藏书家之一。其藏书处名双鉴楼 (原以收有宋本《资治通鉴》、元本《资治通鉴注音》而取名，后又以南宋淳熙宫廷写本《洪范政鉴》代替《资治通鉴主音》)。晚年居北京，又有藏园为藏书之所。临终前，瞩其家人，将六部分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和四川大学。但经他收藏的善本，亦有流出国外者，如宋刻《后汉书补志》、《魏书》等。傅增湘于版本目录之学。一生所校之书有800种、1。6万多卷。经他校勘并刻印的图书有《双鉴楼丛书》、《蜀贤丛书》《周易正义》、《资治通鉴》等。他还选出所藏善本供商务印书馆和私人刊刻。其研究版本、校订图书的最大成果是大量题跋和书录。余嘉锡为他的《藏园群书题记》所写序中说：“四部九流，无所不备，以视陈仲鱼《经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过之矣。”他撰写的题跋及书目有《藏园群书题记》(1934)、《双鉴楼善本书目》(1929)、《双鉴楼藏书续记》(1930)、《藏园续收善本书目 (稿本)《藏园群书经眼录》(1983)等。

傅增湘介绍及书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014年9月25日人民政协报《书魂永不散藏园》摘录：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购得一处房产，地点在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7号院原为咸丰进士、通政史永顺的府邸，两进院落，附东西跨院。东跨院内，有假山及六角攒尖亭。傅增湘将这座院命名为“藏园”。藏园之名源于苏东坡诗。苏东坡曾有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诗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这两句诗恰与他当时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将宅院命名“藏园”，而园中藏书之处叫做“双鉴楼”。双鉴楼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鉴，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铜盆，由此引申为照见。双鉴楼里的双鉴，原来就是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得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的《资治通鉴》并称“双鉴”，而把自己的藏书楼题作“双鉴楼”。但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洪范政鉴》，便以《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这样，双鉴楼的双鉴，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洪范政鉴》了。《洪范政鉴》为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所撰，记述自春秋至宋历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异象，列出“休证”和“咎证”，以为后世之鉴。该书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装，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间一直深藏于历朝内府，确为人间罕见珍宝。除了这3部书之外，双鉴楼还藏有宋本(包括金本)多达150种，元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量达20万卷以上。

傅增湘不单藏书，他还是藏书与读书、校书、著书、出书相并重的藏书家。对于自己“深嗜笃好”的“校雠之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辉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据统计，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著书也多，重要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集》、《东游别录》、《秦游日录》等，这其中既有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著述，也有游记、回忆录之类的散文著作。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还影印、复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藏于临清徐氏，民国二十三年(1934)傅增湘以万元买进。买进后，他并未秘藏私室，而是将书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说“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与很多藏书家一样，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对故乡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有经10多年搜罗辑成的《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和《蜀贤丛书》12种刊印。在《宋代蜀文辑存》书中，收录两宋年间450位四川乡贤的文章2600余篇。除了自己印书之外，双鉴楼藏书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时，就曾借善本书30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过多种。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在刊印古籍时也曾借用。傅增湘虽然赋闲在家，但结交非常广泛，与当时很多学者、藏书家都往来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他们相识于1911年，相互往来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一部记录他们书信往来中论书部分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字数竟达30多万。1949年9月，张元济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期间曾两次去傅家探望贫病交加的傅增湘。对于当时的情景，张元济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傅）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