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整理是一项“冷板凳”工作，读到好的整理后的书越来越难了。

这一段时间常读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95周年纪念版，2007年），感觉有一些特点：

其一，对于公认的部分，只是简单用白话文表述，不再引经据典显得有学问，或者通过不惧繁缛地引用故纸把“专著”变成“（因字数多而成的）巨著”。

其二，对于前人有不同意见、其中包含作者认可的观点，予以标明。如“学而时习之”的时，说明王肃《论语注》、朱熹《论语集注》的不同解释，表示同意王的意见，并说明朱的问题是用后代的词语解释古书。

其三，对于前人有不同意见，作者不能苟同但又暂无定见的，不妄下结论，如实写明。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明朱熹曾强为解释，《汉书董仲舒传》和《礼乐志》都引此二句。“但细加思考，仍未必相合。”如实写“这一章只能就字面来解释。”

又，作者在《试论孔子》部分写到“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即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我同意这种观点，历史上如有不同记载，载体都有权威性，完全可以记录在案既可，不必消耗不必要的精力。

其四，对作者有自己见解的，明确写出。如关于“子罕言利与命于仁”。

当然，这本书似也有个别可以完善之处。如关于“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部分，注“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文子死在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孔子说这话的时候，文子死了很久了。”其中“（？-公元前568年）”放在这里有点突兀，可能是想表明季文子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68年。从读者需求看，直接在“襄公二十二年”和“襄公五年”后分别标明公元年可能会使概念更清晰些。

我是通过读杨伯峻《论语译注》，真正读完《论语》的。读完以后，了解到：

其一、原来这么多的名言出自孔子。

其二、有的思想以为出自孔子，原来出自他的学生。如曾子：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子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其三、有的话以为孔子说的，原来孔子不完全赞成。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后，表示：再，斯可矣。

等等收获。

我对典籍整理的看法是：

其一，国家应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平台，让公众能便捷查询到有一定权威性的电子文本。在大数据的时代，典籍是全社会共有的财产。越是全社会共享，越能为社会所用。事实上，仅就《论语译注》引用的文献看，多少的典籍还在深阁之中？

其二，尤其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一批像杨伯峻先生这样的有相当学问、甘于冷清研究的学者来从事典籍整理工作。有人整理但整理不好，反而误人子弟。与之相应，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要给这批人员、这项事业相应的保障。

其三，典籍整理应该走出深阁，和大众加强交流。如国家图书馆新设立国家典籍博物馆，经常办一些展览就很好，至少比不这样好。

杨伯峻《论语译注》（1958年单行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