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祁新龙《宣和四年》

       春节期间，闲来无事，选了几本书看，第一本就是祁新龙的《宣和四年》。

        之前读过两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感觉甚好。这种断代史，对写作者的功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作者既要能通晓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要熟知当时的风俗民情及所涉各类人物的履历、成就、政治或文化态度、人际关系等等；既要能沿着社会现状或结果梳理出它的发端、演变，也要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到未来历史事件的萌芽。换个说法，是要有“通”和“博”的本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对明朝由盛转衰的洞察。黄仁宇有很强的叙述能力，他把繁复的历史，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的清楚明了，没有半丝挂碍，仿佛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历史普及读物。这是“大家”的本事和功力。《万历十五年》近些年畅销不衰，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宣和四年》，是祁新龙对宋朝由北而南的解读。与黄仁宇比，叙述的功力差了一些，虽然祁新龙也在追求通俗，也在追求浅显，但读起来，似乎不是历史，更像是读故事，大量的调侃的语言、某些细节的故事性描述，影响或是冲淡了对历史事件挖掘的深度。

        当然，这不能否定《宣和四年》所取得的成就。

        但在读此书时，我的注意力从开始关注北宋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却逐渐转到了“奸臣当道”这一更有意思的话题上。因为宋朝出了个彪炳千秋的大忠臣岳飞，也出了个遗臭万年的大奸臣秦桧。

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忠臣代现，为中国历史添加了绚烂的色彩。但不可忽视的是，佞宦奸臣也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秦朝的赵高，唐朝的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蔡京、秦桧，明朝的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这些佞宦奸臣比较一致的特点，就是把持朝政、结党营私、敛财纳贿、陷害忠良。其结果，都是使国家陷入动荡、战乱，甚至改朝换代。

说起奸臣，历朝历代的人，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目不识丁的劳动者，无不切齿痛恨。但奸臣佞宦却总能突破重重阻碍，占据高位，做那些祸国殃民的事，那奸臣是怎么产生的？奸臣是怎么上位的？奸臣怎么就能随心所欲地干那些坏事？

细察历朝历代，逢是得势的奸臣佞宦，他们的身后实际上都站着一个昏聩或软弱的君王：秦二世之于赵高、唐玄宗之于李林甫杨国忠、宋高宗之于秦桧、明世宗之于严嵩、明熹宗之于魏忠贤(清高宗乾隆例外，他之重用和珅，有他制衡朝臣的目的，也有他为己服务顺手的原因）......这些君王，要么疏于朝政，热衷声色犬马；要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要么不具备秉持国政的素质，看不清事情，分不清好坏，拿不了主意。这就给了奸臣佞宦以可乘之机。客观地说，奸臣佞宦都是有些本事的。仔细观察奸臣佞宦“成功”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往往通过工作业绩获得一些重臣的赏识，进而得到君王的认可，这一时期他们是能干的、乖巧的，奸臣的本性只露端倪，并未完全暴露。第二阶段，一旦上位，他们便迎合君王，排斥异己，以期“万千宠爱于一身”。第三阶段，当他们确认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之后，便“拉大旗做虎皮”，肆无忌惮地去祸国殃民了。而如果君王是李世民之类的“明君”，奸臣之路基本上只能走到第一阶段。因为“明君”是有正见的，是不易被左右的，他们绝不会给奸臣佞宦以滋生的土壤。

所以，结论已经出来了：奸臣佞宦是君王制造的。当然，是昏聩的君王。

结论有点残酷，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