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丁校长是在初秋的一个下午，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的咖啡厅，有轻柔的背景音乐，有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环境让人很愉悦，特别适合访谈。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受益匪浅的愉快交谈。届时，丁校长已经退休，但是一般认识他的人，还是习惯性地这样称呼，我也觉得这样比较自然。
丁校长在插队前是北京三中高二的学生，北京三中，原先是雍正二年开办的八旗子弟右翼宗学。“起自雍乾世，人才辈辈出”，从启功先生题词就能看出贵校不凡。200多年的文脉绵延不断。
1966年的夏天，已经读完高中全部课程的学生们开始准备冲刺高考了，但是，遭遇文革，一切都改变了。1968年底，学生丁巨元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到陕西延安地区延安县插队，开始了知青生涯。
我很关心丁校长对那段生活的感受。因为我接触过不少知青，提起当年，有诉苦的有怨恨的，也有激情仍在的，表现不同程度的激动，差别很大。但是，丁校长缺不是那样。
六七十年代的延安县还是十分艰苦的，当地的老乡们连火车都没见过。大山里的农民，生活贫困闭塞的程度，今天的年轻人简直没法想象。但是，丁校长却没有特别强调当时生活艰难，劳动辛苦，只是说到自己那时候年轻、正直、有股冲劲，看见不平事就给大队领导提些意见。学生的与农民之间的差异，让当时的领导们很是反感知青的振振有词。所以，队长们也时常利用学生的弱点，发泄不满。当时的知青有个顺口溜：得罪了会计是账上看，得罪了队长给个茅粪担。丁校长说自己曾经常被队长安排去担茅粪.。账上看是怎样、茅粪担又什么意思？丁校长说，账上看，就是年底计算工分会报复一下；茅粪担，就是挑粪桶。挑着满满的两桶粪水，从沟底一直爬山担上山顶，给山上荞麦地施底肥。这是最重也是最不好干的活。上山，一路上都是30多度的斜坡，中间没有平地，劳动强度很大，只能把换换肩当作休息。一路挑上去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稍微一泄力，粪水就可能撒去一半，还要弄到身上。一个人一天来回要挑六七趟，从六点多开始一直干到天擦黑，队长是算计好的，想偷懒绝无可能。
丁校长说起这些时，神情很安适，轻松，一点也没有遗恨绵绵或者激扬岁月余波未平的样子，我就更好奇。因此，问丁校长：您怎么看过去的知青生活？
他说：每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只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可是说是人生最宝贵的岁月，直接插队到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这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在那样一段艰苦的岁月，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沉沦了，有的人敢于积极面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人生的认识，对个人思想上、意志品质上的锻炼和培养，是最重要的阶段。包括对社会生活的成熟度和处理各种复杂事情的能力，都是在插队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插队的这些人里面，很多人都很有成就，不管是政界、学术界、演艺界等等，大学校长和院士里也有不少是知青。我想，他们要是谈起自己成长过程的时候，都免不了说起插队这段艰苦的磨练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是文革时候才开始的，只不过文革时期是个高潮。任何一个偏远地区需要开发的时候，都需要一批这样有知识的年轻人。比如美国在开发西部的时候，也搞了很多政策，鼓励年轻人到偏远的地方去发展、去开拓。插队绝对不是文革中做的决策，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决定下来的。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就是看到咱们国家农村的落后面貌，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发展意识，有血性、有担当，积极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当时国家是同意、也是鼓励支持的。文革当中形成一种高潮，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是从最后的社会实践来看，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为偏远的农村输送了知识和文化，为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给予一种推动力。简单说件小事，我们刚去的时候，早晨上工，队长喊：“动弹喽！”我们起床后开始刷牙漱口洗脸，老百姓都看得很惊讶：怎么还刷牙？人家都快走到地头了，我们这儿还没洗漱完，老乡们就喊：快走吧，都动弹啦。在我插队的地方，讲卫生的风气，确实是知青带过去的，这样文明的冲击和示范作用，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年轻人和小孩子。知青到了村里，基本上每个村的小学老师都换成知识青年了，我们尽管是高中生，但是比起当地小学毕业教小学的教学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延安的干部，一说起来都说自己是北京娃的学生，就是北京知青的学生，很感慨，说是北京知青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因为北京知青，他们才知道外面有那样一个精彩的世界。包括在大山里从未见过的各种新事物，新的生活方式等等。
知青到农村以后，看到那种落后的面貌，大都有一种使命感，要努力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我插队第一年回来探亲，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学一起去北京农科院和中国农科院，买了大量的良种带回去做实验，有水稻、有青椒还有心里美萝卜等。可以这样说，当时农业学大寨、推广优良品种，知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插队的意义，远远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种深度。对一个事物怎么评价？要看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起到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还是一个反面的牵制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知青到农村去，对于当地的社会发展，肯定是一个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具体到每一个个人来说，有可能是不同的悲剧。现在我们国家仍然鼓励年轻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但只是政策变了、方式方法变了。所以，有时候看问题需要从更高层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丁校长在1972年结束了插队生活，成为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他说，经历了那样的一段生活之后，再回到课堂念书，真像是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对知识汲取，如饥似渴。因学习成绩不错，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曾到日本大学研修，回国后任校外事办主任、校长助理，1999年起任副校长直至退休。1985年到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研修时，那时就有人劝他留下，理由是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远远高于国内。丁校长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日本再好，那是别人的国家，我要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会发展得更好。
丁校长的专业我完全不懂，但是晓得去查查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1980年以来主要从事计算机在化工领域里的软件开发，1983年至1986年曾参加国家六五重大攻关项目，并获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以后结合自己的工作主要进行企业管理和国际经济方面的研究。其间曾发表各种论文30余篇。在主管校办产业和大学科技园期间，在密云建设了北京化工大学高科技工业园，通过答辩和评估，当时被列为北京市大学科技园第一名，使学校成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第一批建设单位。同时还曾担任《计算机与应用化学》杂志副主编和《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编委等工作。在临退休之际，受命于学校党委安排去兼任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改变了经管学院的混乱局面，还为学院申报成功了一个博士点、一个一级硕士学科点和二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拿下了MBA授予权，为经管学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丁校长退休了，好像没退一样。作为学校的老领导，很多老师还都愿意找他帮忙。他现在除了仍是经管学院名誉院长之外，还兼做北京校友会的顾问，许多校友的事情他还都要过问和办理。在退休的生活里他又重新捡起了以前的书法爱好和摄影，书法是直接“师从”二王、重点摹习文征明，摄影也是购买了全部高档器材，准备今后再游名山大川的时候，也当一回摄手。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陕北延安地区的部分老知青们因爱唱歌组成一个业余合唱团，名北京黄土情阳光合唱团，大家推选丁校长为团长。几年来，合唱团的活动蓬蓬勃勃，开展的是有声有色，不但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们有幸参加了国庆六十周年天安门晚会的大合唱，多次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上展演，在北京合唱协会、中国合唱协会和中国合唱联盟等举行的演出比赛中多次获奖，并且有两次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合唱团还为喜欢唱歌的老知青建起了一个丰富生活，联络情感的平台，很多外地的知青也慕名而来，看望多年不见的同学、朋友。
丁校长站在男高声部，尽情放歌，那些耳熟能详的乐句，带着陕北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地打印在他的内心。黄土高原上的种种历练，造就了他积极豁达，永远向上的人生观。让他在从事高等教育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保持着赤子之心，兼善天下，桃李成蹊。
我个人也非常感谢丁校长，他的那番话，实如教诲，使我今后会从更高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这个采访是几年前做的，后来忙于他事就没再和丁校长见面。一年前，在一个中老年合唱比赛上，忽然看见站在最高处男高音部的人仿佛是见过？啊，是丁校长嘛！等他们唱完了，我赶紧走过去。在歌声里重逢真是叫人欣喜。几年未见，还是那么精神饱满，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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