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而在中国酒的历史比文学的历史更长。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跟一切古老的文化一样，酒文 化也有一个变化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就是酒文化不断文人化的过程。可 以说中国的文学与文人们饮酒有着莫大的关系。《诗经》305篇中，言及 酒的有44篇。据郭沫若先生的统计，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篇，说到酒的共 有300多篇；李白现存诗文1500多篇，说到饮酒的也有170多篇。²《唐诗 三百首》里直接写到酒字的就有55首。³而类似于《酒赋》（曹植）、《 酒德颂》（刘伶）之类的酒文亦为数甚巨。读到这些诗文，我们的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诗人一手拿着酒杯，一手轻捋着几根稀疏的 黄须，小小的抿一口，吟出的便是一句经典。这个时候，酒已经成了诗人 们对待世事的态度和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人类对理性世界的自我超脱，是人们情绪的激发和释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酒的精神已经被赋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国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精神力量和灵感来 源。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学都有其自身的特色酒文化也是一样；每个时期都有它的特点。文人与酒一结合便酿造出千古流芳的中国古代文学来。

（一） 以酒名德，千载留香。（先秦两汉的文人与酒）

先秦时期的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发端，萌芽时期，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学的框架。而与文学相比，饮酒要早得多。先秦时文人对酒尚是“慎慎”饮之，而汉代文人已经将酒融入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去了。先秦的文人只是在作品中提到酒，而在汉代就已经有人以酒赋诗、因酒成赋了。“饮醇酒，炙肥羊，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然酒在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与社会风俗紧密相关，即孔子所谓的“酒德”。这在前文已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二）以酒存名，形神相亲。（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与酒）

翻开历史，酒真正与文人创作、生活密不可分，渗入到文人的灵魂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战乱频繁，政治极不稳定而思想又相对自由。对现实的愤懑，对生命的体悟以及无所归依的忧伤情怀，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以酒麻痹自我，在无知觉中寻找一份寄托和慰藉。阮籍的长醉不复醒 ，刘伶的嗜酒如命，陶渊明的酒后挽歌。这些放旷之士的醉酒，早已不是醉酒的本来面目，他们醉的是忘忧。“如何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在这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文人们不得借酒佯狂，以酒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保全自身的清白。表面上这些文人放浪形骸，但沉潜在人们 心底的满腹的愁苦和忧患。⁴这种愁苦和忧患是对现实的不满，也是他们痛苦的根源。这些文人们想到了隐退，他们试图用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以示抗争。但作为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又不可能真正做到超脱，于是便以发牢骚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又希望通过饮酒来忘记自我，达到人神相通的境界。他们认为醉酒后便达到了这种状态。

其实隐逸之风自古有之。鬼谷子隐居深谷，老子骑青牛，出幽关，都是隐逸。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现实社会给人的不满实在太多，牢骚发得再多，终究改变不了现实。聪明一点的便选择隐退。看着不顺眼躲着不看便是。其实真正能做到不看，便算不得是魏晋的文人了，更算不上是名士了 。魏晋的文人是看不惯，说不听，偏要说。他们既隐既出。隐是不出仕，不做官，对官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出，是名为隐居，却又关心时事，看不顺眼的便发上一通牢骚，牢骚发完便痛饮之。阮籍好酒，能长醉数月不起。刘伶嗜酒，即便妻子毁器泣谏，亦毫不悔改，尚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甚至对下人说：“我死在什么地方，你就把我埋在那里好了。”他们好酒不是天生的。借发病为是浇灭胸中郁结不争之气。陶渊明《饮酒》二十首，酒是好酒，诗更是好诗。“班荆做松下，数斟以复醉……悠悠迷所留 ，酒中有深味。”（之十四）“且共欢此饮，吾驾可回欤。”（之九）在陶渊明的诗里除了酒还有山、水、松、菊的契合。这些一同成为消解陶渊 明沉痛和悲愁的因素。因此，和其他魏晋名士相比，陶渊明更多了些许恬淡。

发牢骚可以说是文人的天然品格。若不时时发发牢骚，反倒不像是文人了。只是魏晋的文人因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牢骚自然发得多些。但人总不能时时刻刻活在牢骚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总是宜放眼量。”即便不能长久的忘怀，暂时的忘记也是好的。醉便是忘却的最好方式。一醉解千愁，醒来不发牢骚，发完牢骚继续饮酒魏晋的文人便在发牢骚过完了一生。虽然有名篇佳坐传世，但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苦闷的。尽管如此，魏晋文人的人格始终是独立和高洁的。

（三）、借酒放浪，豪迈俊逸。（唐代的文人与酒）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饮酒是隐逸中略带悲剧情调的话，那么唐朝文人饮酒更多的是放浪和旷达。唐代文人之醉酒，固然有忘记现实痛苦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壮志豪情的抒发和对未来的展望，更多的是浪漫致意的情调。在任志宏编著的《酒博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华瑞编著的《中国酒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摘引的唐代酒诗超过了所选历代酒诗的总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唐。”（余光中·寻李白）盛唐之盛，固然在于锦绣繁华，满目俊才，却也少不了诗情勃兴，酒气恣横。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整个盛唐的诗歌都是由酒香酿成的。“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春殿晓，仙艳奉还盘。”（杨广·望江南）这是帝王饮的酒；“闻君新酒熟，况值菊花秋，莫怪平生志，徒消尽日愁。”（元稹·饮新酒）这是文人雅士的酒；“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这是旷达放浪之士的酒；“风吹柳花满庭香，吴姬压酒唤客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这是离别时的酒；“痛饮狂歌空度月，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这是朋友的赠酒。在唐代，文人们饮酒赋诗，其内容体例远比前代要丰富得多。这个时候酒不仅仅是解忧良药，还有更多的功用。尽管这些供销在魏晋时早就具备，只是在唐代，因为时代的原因而彰显得更加突出些。唐代人也似乎比魏晋人看得更明白、更豁达。他们知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道理。也能试着做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这当然是跟唐代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所以唐代文人要比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要幸运得多。

有人把唐朝比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富有青春气息和创造力的。我们不妨把唐朝的酒也看作是它的青春期。青春期的酒使得唐朝的文学更富有青春气息，也使得青春、酒、诗成为三位一体。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为青春的魅力和浓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永恒的活力，酒因为青春和诗意而获得生命的品格。⁵酒的生命的品格在唐代发挥到了极点。“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喝起酒来连皇帝老儿都不卖帐，更何况其他。就连本日里最老成持重的杜甫在高兴时也不禁高唱“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杜甫·闻军官收河南河北）正是酒才让文人们找到青春的感觉的。得到个性的张扬。正如前文所述，酒在唐代已经被赋予了生命的品格。这不仅在诗歌还表现在艺术上：“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成一头濡而书，既醒而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张旭对酒的痴狂，也是对艺术的痴狂。正是因为有了对酒的痴狂，才有了对艺术的痴狂，才有了痴狂的艺术。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张旭的醉后笔走游龙无非是要借助酒，放松心情，以全身自我的状态在诗与书中展现自我和个性。酒使文人、狂人闷能够进入到纯粹的精神世界。在酒香四溢中，酒的精神品格齐给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动力。

　（四）醉而不沉，醒而微醺。（两宋的文人与酒）

宋人同样好饮，流传下来的诗文有许多都洋溢着酒的芳香。从宴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到苏轼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再到辛弃疾的“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宋代文人之于酒的理念也是因时代的变迁，人生际遇的不同在悄悄地变化着。北宋初年，天下方定，文人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建功立业，积极有为。在他们的诗文里更多的是述怀言志，或是描述美好的事物。“乐秋天，晚荷花上露珠圆。凡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翠莞，琼桩拨清弦。捧觥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宴殊·欢兴·拂霓裳）“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劝君满酌金瓯，纵无花前常病酒，也是风流。”（欧阳修·欢饮·浪淘沙）“彩釉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舞罢桃花扇低风。”（宴儿道·咏酒·鹧鸪天）宋初的一些太平文人一面饮酒，一面歌唱盛世美景。到了苏轼，酒就更多的是用来扫愁忘忧。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同苏轼一样有着曲折波荡的人生际遇。烦恼多了，饮的酒自然多了起来。苏轼将酒称为“扫愁帚”、“钓诗钩”。他说“要当立名字，来用问升平。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苏轼·洞庭春色）因为酒能扫除忧愁，带来欢乐，又能勾起诗兴，激发灵感。苏轼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肚子不合适宜”，是苏轼沉浮不定，遇贬谪多而升迁少。在政治上长期的不得志，抱负不得施展使得苏轼只能借酒浇愁，“作个闲人，自觉功名懒更疏。”“朝曦迎客艳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不杯当属水仙王。”由此看来苏轼之酒除了破愁解闷外还增添了许多雅趣。⁶到了南宋，因为政治的缘故，爱国主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而酒甚至一度成为爱国主义者的精神药物。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酒生活主要是同抗金大业联系在一起，充满了炽热的情绪。“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是陆游一生的奋斗目标，渗透着诗人忧国忧民的士人情结。又有“长安不到四十载，酒徒往往成衰翁。九环宝带光照地，不如留君叹颊红。”（陆游·对酒）这首诗隐含着报国无门，人已衰老的喟叹，希望以酒浇愁忘却世间浑浊。与陆游同时代的辛弃疾，一生戎马抗金，常饮酒高歌，时发感慨之论。“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中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种孤独和寂寞恐怕只有酒才能排解得了。酒之一无闻之香品之烈，醉之能忘忧也。“忘忧”一词道尽了酒的千般好处。酒能忘忧也能提胆壮神。岳飞言道“”壮志集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饥了、渴了便食胡虏肉，饮匈奴血。可见其对匈奴之恨。不过若是少了酒这味佐料，这顿胡虏奴宴也食之不美。上面几个人的酒诗只不过是宋代酒诗中的沧海一粟。

如果说宋以前的酒文化有很浓的放浪色彩的话，那么宋朝文人“内敛”的文化品格得宋时的酒文化也趋于“中庸”。与前代相比，显得理性而沉稳。整个社会倾向于饮而不醉，醉而不沉的“微醺”状态。于是这种不醒不醉、既醉既醒的精神状态便成了后来中国社会饮酒的品格。正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人们心中的苦闷，试图用酒来消解。但又不能完全沉醉，始终保持着一种微醒的状态，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神态，已达到精神上的超脱。在“微醺”时，主体既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又可以暂时忘记现实中的各种束缚。其个性自由不仅可以充分地展示出来，更主要的是主体还可以在内心清楚地体会到个性呈现时的美妙和愉悦。只有在微醉的情况下精神既可以得到放松和愉悦，内心的体验也最为敏感丰富。这种饮酒的心态正应合了宋人文学中的“理”字。

（五）、余香未尽，雅俗共品。（元、明、清的文人与酒）

元朝时酒文学并没有因为汉人江山的覆灭而沉寂下去。酒在同文人雅士结合的同时又同下层文士和广大劳动者结合起来，在体现雅趣的同时又彰显普通人劳动的紧张和乐天的精神。元朝统治者马上得天下，不重视文人，读书人位在工匠之后。许多文人只能混迹于青楼瓦肆之间，被称为“老九”。而另一些文人为保名节，远离嘈杂人世，隐迹山林。那些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士加入到杂剧艺人中间，极大地充实和提高了俗文化的文学水平。这样雅俗相融相济，这又成为元以后文学的新特征。“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惊魂恼惊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白朴·阳春曲·知忆）这首小令的主题是及时行乐，明哲保身，将生活之乐寄情于诗酒，却常在饮酒作诗时，因吟不出诗句而苦恼。这种率真的性情，别有一番韵味。“于今老去空名在，处处题诗偿酒债。淋漓醉墨落人间，夜夜风雷起光怪。”（张间·醉樵歌）诗中写到以诗偿酒债，既有无钱饮酒的无奈，也有以酒赋诗的逍遥自在。后者深入劳苦大众，于平凡普通中品味酒的真趣。对那些日出而作，日夜为生计操劳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的，那种高雅的诗趣和才情去感受和创造高雅文化的境界。他们在乎的是粮食的丰收，只有这样，他们才敢庆祝，才敢把酒言欢。

到了明代，文人们主张复古，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创作都效法前人。他们鼓吹：“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认为文自西京诗至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谈艺之士翕然宗之。”⁷这种不仅在文学创作也表现在饮酒上，他们也努力学习古人的饮酒方式。他们也试图学习古人的饮酒方式。“李白前时虽有月，憔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先去，月在青天几原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诗。我学李白对明白，白与明月要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事梅花月满天。”这是唐泊虎的《把酒对月歌》，诗中以李白为偶像，欲效仿李白把酒对月的奇趣，充满着无限景仰之情。“坪上无花有酒钱，漫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知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李贽·九月坪上二）诗人写到重阳登高，叹无菊花可赏。辛而有醉可醉，聊一宽乡愁并在酒趣里领悟到洒脱之味。在明清小说里，酒也被时常提到。《三国演义》里写到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都是以酒来渲染气氛。《水浒传》中描写武松酒后打虎，醉打蒋门神；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既借醉酒后显英雄本色，又以和尚不守清规增添故事的传奇色彩。《红楼梦》120回中，出现“酒”字580次，直接描写饮酒场面的60多处。⁸相传曹雪芹每天著书都离不开酒，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他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现在可以将这句话改一改，叫做“文人是酒做的骨肉。”酒外冷而内烈，文人则是外儒内刚。刚烈相通，难怪要“骨肉不肯相离。为酒消得人憔悴，千金散尽终不悔。文人与酒一结合便使文学千百年来都飘散着酒的芳香，其来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