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六年前即2007年1月22日当天在朋友的提醒下专程参加黄永年先生追悼会而因故未果之后，一直心存遗憾的我就以此前已经知道并且不止一次地阅读了的《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再版）为契机，又先后翻阅或购买了先生所著《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再版）、《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9月）、《黄永年古籍序跋论述集》（中华书局2007年9月）与《子部要籍概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史部要籍概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等其他著作，其中来自于学生听课笔记的《古文献学四讲》后来还另被扩编为《黄永年文史五讲》并于201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而本人于先生朴实学风与当今学界之鲜明对照至今也仍旧印象非常深刻。

与此同时，在我和诸多书友的交流中，曾无意间获悉世人目下多以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7月出版《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为先生最早出版的著作。由于这是一本着重于学术常识普及的著作，而先生最早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多被大家公认为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的《旧唐书与新唐书》。自那时起，先生又陆续得有其他多种著作之出版问世，不仅包含上述已经为我所阅之多限于文献学的相关著作，而且还有类如《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10月）、《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等大多来自于学术论文结集的品种，但在我所结识的书友中真正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则又似乎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

以上所述诸书，《文史探微》曾经获得启功先生的书名题签，而其与《学苑零拾》、《文史存稿》等书后来还曾被各自择取数篇文字并又另成中华书局2007年4月出版《唐史十二讲》一书。《唐史十二讲》虽出版于先生身后，但根据《出版后记》所云“本书由黄永年先生亲自选定篇目，收入散见于《文史探微》、《文史存稿》、《学苑零拾》等几种著述中有关唐代历史的十多篇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诸方面，按照时序与专题相结合进行编排”可知其仍出于先生自编。除此之外，《学苑与书林》中所收先生关于吕思勉《古文观止》的讲课笔记，后来还被收入中华书局2008年3月出版的《吕思勉文史四讲》中。

到此为止，似乎关于黄永年先生著作的回顾基本差不多了，而我在2013年到来之前的个人见识也大略如此。就在这时，中华书局2012年12月出版《茭蒲青果集》的突然面世似乎又于顷刻间颠覆了我此前的全部阅历。于是，为了对这本真正属于先生之最早学术著作的情况有一个全面并且力求深入的了解，以下即根据图书之实物就其相关内涵予以认真学习笔记，同时以原书所附黄先生弟子贾二强撰《﹤茭蒲青果集﹥序》（按：以下简称“贾《序》”，相关文字此前曾另行刊载于中华书局2012年05辑《书品》中）与哲嗣黄寿成撰《后记》（按：以下简称“黄《记》”）之相关文字为参考：

首先，据以上所述贾、黄二文，可知此书之题名，“关于书名……当年曾询及先生，实得名于旧日位于常州茭蒲巷和青果巷交叉路口的居处，其时并用作室名，而并无深义”（贾《序》），且“是编原书为先外祖父童书业教授所编，书名亦为其拟定”（黄《记》）。至于来历，则“1946年先生入住复旦大学史地（后改历史）系读书，这些文字即是他于此年至1949年在校学习期间所撰论文之结集”，“内容涉及先秦及唐代史地、文物、版本、碑刻、明器等领域”并“以考据为长”（贾《序》），而此处所说“用作室名”于其后之具体文章即有明证。

其次，仍据以上所述贾、黄二文，可知《茭蒲青果集》的具体内涵大略如下：“本书虽系先外祖父手编，但经反复斟酌，为便于读者阅读并了解先父治学范围及旨趣，此次出版对先后顺序略加调整，将正文大致类分为四辑，辑一是先父早年研治先秦及李唐历史之作，辑二属考证文物古籍之作，辑三位专门研究古明器诸篇什，辑四则收入考辨及与陈寅恪等先贤商榷之文字……在先父的这些旧作中，先已有若干篇幅收入其生前编定之论文集，并尝有过一些文字改动，然而为了一遵这些论文当年的原貌，本书所辑则径取未依先父改动过的文本，而仅就文字之讹夺予以勘正”（黄《记》）。具体而言，全书共收入黄氏生前文章四十一篇，且辑一、辑二、辑三与辑四所收篇目数量分别为十一篇、八篇、十六篇和六篇（详下文）；

再次，纵观全书之后则令人遗憾地发现相关文章的编排，虽于每篇文字之后加注了出处与发表时间，但相关信息亦仅限于最初的刊载情况，而黄先生后来予以改动以及另行收入其他著作之相关情况却无一提及。有鉴于此，为了使全书所收文章的名称、出处与发表时间“早日大白于天下”，并获得有心人之全面对比、考辨、发明，以下即以表格形式予以原文照录，并原文四辑各为一表（注：限于篇幅，以下凡涉及数字及年月日而原文为汉字者，一律改为阿拉伯数字）：

按：以上即辑一所收全部文章篇名，其中《不韦迁蜀辨》、《子楚夫人考》、《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与《﹤六国表﹥秦始皇帝十九年脱文考》等四篇均为“《史记》考辨”系列论文之一，而《汉皇与明皇》、《骊宫》与《行幸骊山季节》等三篇亦均为“读陈寅恪先生《长恨歌笺证》札记稿”系列论文之一。又，陈寅恪《长恨歌笺证》最初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7年00期，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据以重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再版。

按：以上即辑二所收全部文章篇名，其中《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一文系针对任乃强（1894-1989）《樊敏碑考略》之专评。

按：以上即辑三所收全部文章篇名，其中《汉唐明器中的木马》、《战国汉唐明器中的木俑》等二篇均为“木明器形制考”系列论文之一，《唐代的十二神》、《玉俑》等二篇均为“文物随笔”系列论文之一，而《宋代的明器制度》、《元明的明器制度》与《近代的明器制度》亦均为“唐以后明器衰微问题的研究”系列论文之一。又，“明器”一词，指的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又称冥器。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也有金属或纸制的。除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外，还有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车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即随葬明器，所以它也是考察古代生活和雕塑艺术的有价值的考古实物。

按：以上即辑四所收全部文章篇名，其中《“俞儿”考》与《补论“狐”与“胡”之关系》二文均为“《茭蒲青果室随笔》”系列论文之一。又，《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系近人钱穆先生所著，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刊行，至今则内地仅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1月影印竖排繁体本；此书又名《先秦诸子系年》，而迄今为止另有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等至少三个版本通行于内地，其中仅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为简体横排。至于此处另外提及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一文，则最初刊载于《语言与文学》（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1937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中，而黄氏此处相关文章后来又收入《唐史十二讲》内。

最后，在交代完《茭蒲青果集》的文字内涵之后，再就其装帧、版式以及开本、字数、页数、定价等细节信息予以补充：首先，其封面纸张的材质，无论色泽手感均近于牛皮纸，但又另于纸上压印自上而下的纵向深沟若干条，且间距均等，而整体的视觉效果与杨绛著《我们仨》（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出版）一书非常相似；其次，全书为三十二开，具体尺寸为880×1230毫米，共耗费七又二分之一印张，150千字，240页，而印数仅为3000册。除此之外，其封面亦为先生高足王其祎题签，而书中正文之前另有插页4幅，第一个插页为“青年时期的黄永年先生”照片一幅，第二个插页为“黄永年先生早年手迹”照片一幅，而“茭蒲青果室随笔”等七字仍依稀可见，第三、四个插页则为“童书业先生所编《茭蒲青果集》目录”之相关手迹的照片两幅。

当再一次地使用“到此为止”这个词语时，今天该交代的东西才真正算是大致都说完了。回过头来，当述及此前从未与黄先生谋面的我为什么要选择如此不辞劳苦而又并无大益的事情来做，则主要就是为了对黄永年先生相关著作于我之启迪表示感谢。时在2013年2月3日，次日即为是年二十四节气之“立春”，而去黄先生辞世六周年的日子也刚刚过去两周，谨以记之，附表哀悼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