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牡丹亭》对汤显祖以情反理思想的印证 吕天成在《曲品》中写道:“杜丽娘事，果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可以看出，吕天成的聚焦点在“怀春慕色之情”的“情”字上，这是很准确的。《牡丹亭·题记》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这部作品中，汤显祖浓墨重彩得描写了至情。在这个“情”字背后则是汤显祖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反叛，对于不合理的“三纲五常”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合理以至苛刻变态的腐朽思想的批判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爱情，不仅是人性之美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受封建压迫的典型，就是因为如此，汤显祖选取了爱情这一切入点，直击封建理学残酷性和虚伪性的要害。汤显祖所处时代的社会，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礼教中出现了非人性的部分并且日趋病态。明代极端重视女性贞节、蔑视女性再嫁的社会规范借助礼教的形式禁锢着女性的自然情欲。汤显祖想要抨击的是病态的规范。汤显祖为《牡丹亭》剧作设置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最后的《圆驾》一出由皇帝亲自“据奏奇异，敕赐团圆”，这就意味着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这段不合礼制的爱情得到了最高封建权威的认可，“理”在“情”的巨大力量下做出了妥协，“情”是冲破了当时封建礼教的束缚战胜了“理”的。“至情”的最终结果不是指向单纯的爱情团圆,而是具有了向当时社会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挑战的意味。由此可见，在汤显袓的思想里，情是至情，是一种天理，当情与礼冲突的情况下，他主张礼让位于情，情是处于第一位的，礼是位居第二的。汤显祖通过杜丽娘的角色将他对阳明心学中对情理关系的思考进行了戏文化的表达。 汤氏的“以情反理”是以人性合理情欲是人的自然天性，理应受到重视和满足。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应排斥正常人伦之情，成为毫无生机的僵硬规训。与此同时，儒家礼教与夫妇伦理的纲常也不应全然舍弃，否则便会导向无序纵欲的社会风尚。汤显祖重视人的本体诉求，但同时也不罔顾人伦常理， 汤显袓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是持着一种辩证的立场的，情与理的位置有主有次 ，因此客观来说，《牡丹亭》作品中是具有一定反理色彩的。从《牡丹亭》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既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的士大夫,又是在程朱理学造成的黑暗社会现实中敢于冲破牢笼的先行者,他独特的思想,凝聚成了《牡丹亭》这样辉煌灿烂的作品,值得后人敬仰。在《牡丹亭》中融汇了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情趣, 以及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的深刻思考, 它有着深厚的意蕴, 这对中国戏曲文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结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但面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封建理学对人性愈发强烈的压制， “情”与“理”的矛盾也更加得尖锐，人性的崛起愈发的凸显。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意在通过肯定真情、至情的合理正 当性，鼓吹至情的巨大力量，从而把矛头指向扼杀人欲的程朱理学，进而深刻展示情欲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 封建伦理观念的冲突，也即情与理的冲突，由此达到其以情反理的创作目的。《牡丹亭》这部剧作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成为中国戏曲经典，蜚声中外，就是因为它和从人文主义的高度抨击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制，充分肯定了“情”的价值和意义，且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极大地唤醒了人性的觉醒，具有超脱古今中外的永恒价值，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