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显示，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陈刚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担任MIT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

美国司法部文件强调了陈刚为促进中国科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并披露了诸多细节：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2.建议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3.中国经济排名第二，但技术和人力资源远远落后这一位置；4. 我们正在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不可持续的代价，以及劳动力成本；5. 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6. 科学创新成为核心，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自主创新，还需要国际化来规划和促进。闭门造车的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也是驱动力。陈刚教授的确说出了广大海外爱国人士的心里话。

不久前，拜登顾问坎贝尔表示，只要中国不进入芯片、人工智能和5G领域，就会放开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很显然，坎贝尔这种说法，就是希望中国的科技，永远停留在中低端水平，从而满足其“割韭菜”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创新分为三类。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类。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新，是一种开路式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打开新的科学之门，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正所谓“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201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他在上世纪90年代以酵母为模型，开创性地通过遗传筛选找到了自噬相关的基因，促进了人们对自噬分子机制的了解，极大地推动了自噬异常与疾病发生的关系研究，大隅良典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类。这是一种从有到无的创新，这种创新一次性彻底解决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学问题，是一种“关门式”研究，并可以在此树立一个牌子“在此止步”。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类。这是一种从有到有的创新，会改写历史，只不过古人可能是错的或理论体系需要重塑。科学研究从来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许多研究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的，纠正前人的错误或重塑前人的理论是这类研究创新的主要特征。布鲁诺的日心说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开拓人类认知的前沿，也往往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它是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也是科学研究者梦寐以求的机遇。开展颠覆性创新研究需要超凡的勇气，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可能。

前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认为创新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基于工程学、以客户为中心、基于科学以及效益全能型的创新。其中基于科学的创新是我们国家的重大弱点。科技创新是助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要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之路。我国的部分高科技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导致自身的发展被他国卡脖子，深刻警醒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推动自主创新，战略转型是关键。虽然有华为作为我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在世界各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实力，其研发投入名列世界前十，正因为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不惧怕别国断技术供给，打铁还需自身硬，大浪淘沙，华为经受住种种贸易争端带来的冲击和责难，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绩。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还不够强，站在世界高科技企业金字塔尖的企业太少。

未来中国推进科技创新要抓住几个关键点：一是要大力培养一批高水平青年创造人才。人才决定一切，不仅决定现在，还决定未来。青年处于创新活跃期和高峰期，通过对547名诺奖获得者取得成果的年龄分析表明，35岁取得成果的最多。二是要大力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创新。我国65%的发明专利是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也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特别是支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对传统行业企业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去中心化改造，加速供应链的整合化、社会化和平台化。三是要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中心、创新实验室集群和科创型龙头企业，布局和启动脑科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纳米科学与变革性材料、核心数学与未来计算、生命过程调控与设计等一批基础前沿项目，加强基础型、应用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四是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么高大上，而在于它能为人们带来多少便利。或许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推动了中国科技“百花齐放”，哪怕是在西方的制约下，也能够绽放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其实科技发展推动了综合国力的提升。未来等着我们的或许是更加猛烈的暴风雨，不过我们也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磨难和挫折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中国人民有巨大的韧性。

中国领导人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释放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怎样形成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 进行持续的科技创新，并将其积极地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中，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