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巅峰之作，可谓是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全书以家庭生活场景和闺阁闲情为叙事中心，运用精美的文笔和高超的写作手法，活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王国维运用美学的思想解读《红楼梦》，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视角。

“吾中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这是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从思想方面给予的总体评价。他为此多处举例。如戏曲《牡丹亭》中的返魂、《长生殿》中的团圆，就是最具代表性说明。再比如，有《水浒传》了，偏又出了个《荡寇志》；有《桃花扇》了，偏又出了个《南桃花扇》；有《红楼梦》了，偏又有《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还有反对《红楼梦》的《儿女英雄传》。并且，他还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止于《红楼梦》和《桃花扇》两部作品。而《桃花扇》的解脱，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而是由外界压力所致。而只有《红楼梦》的解脱，才可称为受内心力量的驱使，自主选择的结果。由于《桃花扇》是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事来写故国的悲事的。所以《桃花扇》属政治性的、国民性的、历史性的作品，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的体现。《红楼梦》不同于此，是属于哲学性、宇宙性和文学性的。这也就是《红楼梦》大大违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价值所在。

他的思想深受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

叔本华说：“意志存在于本身，是一种持续的痛苦，它部分是可悲的，部分是可怕的。然而，这同样的事情，当它只是作为表象、单纯被观照，或被艺术再现出来，就摆脱了痛苦，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展现给我们。”为此，他以同样的观点立论。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王国维沿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观点所表述的是，第一种悲剧是由恶人使用手法造成的；第二种悲剧，是由人物关系不得不以悲剧收场的；第三种悲剧，并不是由外人强加或意外变故造成的，是由一些普通平常之事逼迫不得不造成的。而《红楼梦》则是这第三种之悲剧。它不同于以往的诗歌上的正义，非要让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恶报。比方说，其中赵姨娘和王熙凤之死，都不是出自外界鬼神惩罚之类，而归于自己良心上的苦痛。

由此，则王国维所要表达的美学思想终得一窥。这种思想，同他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和“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以及相关“境界”说中的美学思想可说完全相同。即，美的创造，非从人为的做作中来，而只能是顺从人性的自然之作；只有远离物欲的人，才能欣赏到美；美能让人立于高尚纯洁的领域并获得纯粹的快乐。《红楼梦》的美，就在于他遵从人性，让一切变化都合乎自然。而不像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沦为统治阶级把玩的对象或利用的工具。这些思想，既含有中国道家法道天然的观点融入，也含有儒家修身正心观念的沉淀。

“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描写人生的苦痛以及解脱苦痛的道路；艺术的目的，就是让普通大众，远离生活中种种欲望的束缚，远离利害的争斗，从而获得暂时的平和。他认为，《红楼梦》这部书所展示的苦痛都源于自造，其解脱之道在于自己的选择。金钏堕井、司棋触墙、尤三姐及潘又安自刎，都不是解脱，而是偿还。书中真正解脱的人，只有贾宝玉、惜春和紫鹃三人。而惜春、紫鹃的解脱，属超自然的、神明的也是宗教的性质，所以平和；贾宝玉的解脱，属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性质，所以悲感、壮美，而只有它才真正属于文学、诗歌和小说范畴的解脱。这其实不难理解。《红楼梦》中惜春的出家、紫鹃跟随惜春出家，都属于一种外界情势的逼迫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贾宝玉不同，他后来得中举人，已经踏入了为人羡慕的仕途，他在并没有什么外力逼迫的情况下选择出家，归于其本性选择。也就是说，《红楼梦》故事本身是一场悲剧，而主人公贾宝玉以自我选择的方式出家，这是基于悲剧之上的悲剧。可是，他的出家，并非情不得已，而是顺性而为。这，也就锲合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生活中的苦痛来自于种种欲望，只有泯灭这些欲望，才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上升到美的高度，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正因如此，他才会得出结论：《红楼梦》在美学上的价值在于它是悲剧中之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