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贤

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在一次《水浒传》主题论坛会上表示，如果重评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可能被踢出局，《金瓶梅》则应该入选。此言一出，引发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那么，潘知常为何提出重评四大名著？重评四大名著究竟有无必要？潘知常之所以提出要重评四大名著，是因为用当今世界公认的美学标准重新评定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所传递出的价值理念就落伍了。

所谓四大名著最早的提法是四大奇书，在明代已有四大奇书之说，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但在乾隆年间《红楼梦》横空出世，取代了《金瓶梅》，从此，四大奇书约定成俗，后来人们将四大奇书称之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如今提出重评四大名著，改变原来的结构，是否有必要呢？我看意义不大，所谓四大名著是由四大奇书演变而来。其实所谓的四大名著只是四部通俗古典小说，并未包含其他学术内容。我认为，确切地说，四大名著应称之为四大古典通俗小说更为恰当。因为单以名著而论，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包括文学、艺术、自然、学术等等，内容太宽泛了，可参评的书籍就多了去了。像《易经》、《楚辞》、《论语》等是否也可以作为名著来参评？所以，四大名著这个概念是模糊的，也是不太确切的。

有人提出重评四大名著，将《水浒传》从四大名著中剔除出去，甚至连《三国演义》排除在外，增加《金瓶梅》或当代文学作品。重新来界定四大名著。有人还提出将《鹿鼎记》、《杜拉拉升职记》列为四大名著之中，我认为这些想法多少有些牵强。既然四大名著已是约定成俗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改变它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其实四大名著中的四部作品各代表了一个层面，《三国演义》是从历史角度演绎小说，《水浒传》是一部社会小说，是反映社会低层生活的，《红楼梦》是反映宫廷以及上层生活的，《西游记》是一部魔幻小说，或者叫志怪小说，这四部作品各有特色，代表了不同的层面。从这点来看，这四部作品的选择是很科学的。从普及程度上来看，这四部作品的普及程度也很高。

有人提出用《金瓶梅》取代《水浒传》，这显然不太合适，《金瓶梅》的类型和《红楼梦》相似，两部作品各有千秋，但《红楼梦》的文学成就显然要高于《金瓶梅》。而且《金瓶梅》这部作品写得有点“脏”，性描写过于露骨，当然这些性描写也是为人物服务的。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十分喜欢《红楼梦》，我认为这部作品文学价值很高，对社会揭露得非常深刻，文学性和思想性都很强，这部书读起来也顺畅，感觉很好，我曾读过四遍。而《金瓶梅》这部作品文字很不错，但我认为不如《红楼梦》简约和洗练。这部书引不起我的阅读兴趣。曾借阅两次，都未能读下去。当然我不喜欢并不等于别人不喜欢，但我认为《金瓶梅》不可与《红楼梦》同日而语。它的文学价值显然要比《红楼梦》逊色不少。至于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也大不相同。从文学价值上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并不输给《金瓶梅》，这两部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普及性显然要高于《金瓶梅》。将一部并不普及的作品列入四大名著之中，显然不合情理。

至于有人希望将《鹿鼎记》、《杜拉拉升职记》评为四大名著，就更不靠谱。金庸的《鹿鼎记》是一部武侠小说，当然，这部武侠小说不同于别的作品，也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它还比不上陈忠实的《白鹿原》。至于《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反映当代职场生活的小说，虽然有时代感，反映了当下职场生活状态，但其文学价值并不高，将其列入四大名著，显然是有些玩闹的成分。

善于用数字来概括一些文化产品，是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例如，文学界有四大名著，唐宋八大家等，京剧艺术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四小名旦等等。这些“文化符号”只是一个代称而已，你说唐宋八大家的评定就一定公正，我看未必。京剧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去重新评定它？实在是大可不必。既然四大名著已约定成俗，再去重评已无多大意思。况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重新评个四大名著，四大名旦出来，也未必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看还是不要搞这些形式主义为好。就读书而言，你喜欢什么书，就去读什么书，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不喜欢四大名著可以去读别的书，完全没有必要受制于形式。同时，有意地去推翻过去已肯定的东西，另起“炉灶”，实在是多此一举，是一件劳而无功，出力不讨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