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勒·克莱齐奥畅谈文学与人生

杨景贤  

       2014年12月16日，中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端对话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和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进行对话，对话的主题是“文学与人生”。记者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天泉城济南的天气晴朗，微风习习，虽己进入隆冬季节，但感受不到寒冷的侵袭。在山东大学的知新大楼的文学大讲堂，一大早就有学生在那里等候，他们想一睹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风采。上午九时，勒·克莱齐奥和莫言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堂，顿时赢得热烈掌声。这天勒·克莱齐奥身着黑色的羽绒服，穿一条牛仔裤，身材高大挺拔，风度翩翩。看上去还不到60岁，实际上他已是74岁的高龄了。莫言携夫人杜芹兰一起步入会场，莫言身着灰色的夹克衫，深灰色的裤子，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意，看上去潇洒自如。今天两位文学大家的对话主题是“文学与人生”。这个主题很宽泛，也给两位文学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对话平台。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教授主持对话。著名翻译家、勒•克莱齐奥先生的朋友、南京大学许钧教授担任对话翻译。山东大学校长张荣教授在致辞中，对勒•克莱齐奥先生和莫言在当今世界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了简要的评介和评价。并为勒•克莱齐奥先生与莫言先生颁发主讲纪念牌。

莫言的谈话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有一种冷幽默。他拿起话筒，注视了一下到场的观众，用他那浑厚的嗓音说道：“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又来到山大。我来过山大很多次，每次来都像新来一样，每次来都有变化，这次来的最大变化是天气特别晴朗，有人说是因为我来才这么晴朗的。如果我有这么大的神通，这我比拿了100个诺贝尔奖还要高兴！比较通俗地讲，哪里有雾霾，我就去，是吧？”莫言的这段开场白，拿天气和雾霾说事，真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他幽默的谈吐不时引来观众的笑声和掌声。

                          畅谈文学与人生

勒·克莱齐奥与莫言先生就“文学与人生”这个主题展开高端对话是一次以文学为媒的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互鉴。莫言先生曾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勒·克莱齐奥获得过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最佳外国小说奖。这说明他们都是引起国际关注的大作家。“文学与人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两位文学大家都亮出了自己精彩的观点。

                莫言：文学与人学息息相关

今天对话的题目叫“文学与人生”，探索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水，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下水。关于人生，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的过程、人的生活的过程。而诸多人人生的过程、诸多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人生，哪有文学。没有人生，没有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哪有社会生活。如果这些的话，文学就不会存在。因为文学是有了人才有的，所以文学与人学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文学与人生，可以缩小到文学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文学读者。当然，有的人说了，在农村里面有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读者呢？我想他们尽管没有能力拿着一本有文字的书来阅读，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有别的办法来接触到文学。他们可以用耳朵来听，在当时的农村集市上，每个村庄夜晚的家家户户的炕头上，每个人都会聆听到专业的说书人讲的故事，也会聆听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叔叔长辈们讲述的故事。这样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这样一些口头文学一方面构成了我们书面文学宝贵的素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书面的文学又转成了口头文学，以演说、演讲的形式来传播。

文学肯定会影响人，甚至会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看很多人物的传记，其中写到人看到某一本书以后突然做出重大的决定，然后由此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发展的道路，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我想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变革性的影响，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都存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从四五岁或者五六岁有了一点成绩开始，我们先读小人书，然后读小说、长篇小说，甚至再读一些和文学没有关系的理论方面的著作，像这样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形象到抽象的阅读，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思想形成过程当中最宝贵的养料。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成年人对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样一种看法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价值观的支撑。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我们判断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是需要借助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许许多多的理论观念，相互交融。这些是怎样形成的，除了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教育、老师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来源于阅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确实感觉到手下的笔是重若千斤，当你意识到一个人的书写不出来，对于很多人的阅读，确实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对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写进去，对个性化的体验也写进去。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人性当中的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尽可能的给予全面的呈现。

我们有一段时间对人生有一种平面化的表现方式，后来我们慢慢意识到我们要恢复文学的本质，把人当做人来表现，当做具体的人来描写，描写人最复杂的人性的各个层面、人性当中的善的一面、荒谬的一面、美好的一面，人性当中黑暗的一面，人性当中弱点的一面，都写进去。只有这样，我想写出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才会充满典型性的特点。只有这样真实的人物，才能够让人们受到感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才能够对人的生活有所启发。

       在勒•克莱齐奥先生发言前，著名翻译家许钧又对勒•克莱齐奥先生作了介绍。并讲了他生活中的小故事。今年61岁的许钧称勒•克莱齐奥先生是老哥。他们俩人交往30多年。他说道，勒•克莱齐奥先生在南京大学期间，喜欢去学生食堂吃饭，在学校的第九食堂，他一个人会坐在那吃面条，但他最爱吃的是米饭。为了了解南京，他偷偷买了一辆自行车，一个人骑自行车出去逛，对此我特别不放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就像莫言先生所说的，他首先是一个平凡的人，同时又是对生命有思考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恰恰是对生命的思考，对人性的思考，跟对人性的探索结合在一起。

               勒•克莱齐奥：文学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我想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我对文学与人生的理解，我认为文学与人生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我当时出生的时候，我所处的国家是没有文化的，那个时候只有暴虐，因为那是战争的年代。那个时候除了暴虐之外，就是我们对生活以及必需品的要求。我出生于1940年，所以德战的时候，最需要吃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缺乏。所以那个时候他差点饿死，他当时得了很重的病，就是因为饿的缘故。

尽管那个年代非常黑暗，而且也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后来当我接触到文学的时候，我还是燃起了希望。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对于刚才莫言先生所说的，文学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莫言跟我，我们都是作家，但是真的不应该忘记，生于我们的土地有一些热烈的农民。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吃的。后来战争结束了以后，我有机会接触文化、接触文学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在文学的作品当中，能够收集到这么一种力量，让我能够与这个大地，与这个大地上的农民有一种亲近感。

    我今天是在孔子的故乡，更感觉到人、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如果只有自然，没有文化，那我们人生的意义就不是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如果说只有文化、没有自然，那我们可能连存在都无法存在了。

    在法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个流派，大家知道是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派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他写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生活当中每日的生活和一般的日常的一种状况。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实际上都渗透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生活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我们讲人生就必然讲到人生，人生之间很自然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发生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生才可能让人发生关系。

    莫言先生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一份责任，对于文学道德的功能，我这里不想去说。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要有一份责任感。而从道德责任上来说，每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这种道德观需要他自己来构建。我写的小说有很多主题，但是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一些人对于日常生活的那种体验，这是我写的两个主要的方面。但是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得到了一些启发，或者说得到了一些对于其他人生经验的一种重新的理解。比如说我父亲，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他到了非洲，在非洲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当军医，而且是一个内科医生。在他那个时代，他经历了人生的绝境，那是与死亡相邻的。

    作为一个作家，有的时候就像歌剧的演员，有的时候演的人物可以很恶，也可以很善良，有时候可以演的很好，也可以演的很坏。但是他们内心实际上是要把人性各种各样的姿态，能够在他们的笔端反映出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有的时候也把自己或者把作家比作为工匠。因为工匠，可以做一个桌子，可以做一个小船。我们作家通过这个词语可以来构造人生。

          评说中法两国文学

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光芒万丈。在上个世纪，就有14位法国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见证了法国文学不凡的实力。这包括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熟悉的罗曼罗兰、加谬、萨特等等。莫言先生的《酒国》，曾经获得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而且他还获得法兰西艺术骑士勋章。莫言与法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法国文学也曾给予他创作的营养。他畅谈了自己对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的见解。

            莫言：法国文学的天空真的是群星灿烂

  就像陈校长讲的，法国文学的天空真的是群星灿烂。法国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我们可以通过书、小说、电影可以感受到，甚至通过小说改编的歌剧，比如雨果的《悲惨的世界》改编的歌剧，这部歌剧常演不衰。

    我是1998年第一次去的巴黎，但是我在临去法国之前，我对法国很多的想象不是很具体，也就是我很早之前阅读与法国相关的小说，法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尤其对法国人，有很多非常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到了巴黎以后，感觉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法国作家笔下的介绍。比如说到了巴黎圣母院，我们可以想到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我还登上了钟楼，寻找当年敲钟人的痕迹。当然，我们还到小巷当中，当然遇到了很多中国的游客。看到了很多吉普赛人，他们很贫困。

    总而言之，我想法国作家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文革”期间，我们在阅读很少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读到很多法国作家的书。这个时候，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除了郑钧先生翻译了勒•克莱齐奥先生的一些作品之外，对欧洲文学翻译最多的是傅雷先生。傅雷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一些小说，总是把法国文学译的那么优美。我们对法国文学的认识，实际上通过他们优美的翻译来认识的。尽管有人说法国的小说不如傅雷先生翻译的优美。我们只懂中文，我们就认为傅雷先生的翻译就是我们想象的法国作家的原文。

    我觉得法国作家除了传达给我们法国的人文、历史、自然等一些可以触摸的、可以感觉的东西之外，更重要的是传达给我们一种法国的精神，法国人那种自由的、浪漫的一种精神。法国人热爱自由、追求自由，这样一种千百年来的努力，得到了一种非常充分的形象化的表现。我夸张的说，我们是看着法国的作品长大的。在巴尔扎克时代，主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反映社会现实，解构人间的风暴，也就是提倡的善的，高高树立的人道主义伟大的旗帜以及人性伟大的旗帜，我想这是那个时期作家非常清晰的写照。到了阿兰•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他们的新小说里面把法国传统作家里面的一些东西隐藏到这里面去，小说的技术、小说的写法，怎么样写小说，变成了非常鲜明的探索性的标志。对于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小说来讲有非常大的启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说到，我们过去理解要写什么问题，现在我们也应该考虑怎样写的问题。他举了一个很形象化的例子。过去我们只注意到酒瓶的酒，五粮液、二锅头、茅台，一般不注意酒瓶，现在我们应该注意一下酒瓶子。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各样的酒对应的瓶子，瓶子本身也具有艺术性。即便同一类型的酒，如果装到不同的瓶子里面，这个酒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对酒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总而言之，法国小说家确实在全世界对于小说艺术研究的最为深刻、实践的最为充分的一个伟大主体。当然，勒•克莱齐奥先生的小说又吸引了很多人，他走了一条与全世界小说家完全不同的实践道路，我想大家可以从他的书里面感受到。因为书里面有他个人的体验，个人独特的体验决定这个小说家的文学风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星河灿烂，先秦散文、汉赋以及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都称得上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勒•克莱齐奥先生喜爱中国文学，特别喜欢中国已故的作家老舍，是老舍的忠实粉丝。如果不是因为“文革”，不是老舍含冤去世，老舍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勒•克莱齐奥先生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老舍的作品有过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勒•克莱齐奥先生饶有兴趣地谈了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学、以及对老舍先生的中肯评价。

      勒•克莱齐奥：中国文学具有一种特别大的想象力

   我刚才听了莫言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法国文学的了解，有莫言先生对法国文学了解的那么透。在整个世界的文化当中，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个灰姑娘这样的故事。可能中国人不知道，我们法国人都知道灰姑娘的原型是在中国，是脱胎于中国的一个故事。法国的小孩特别是小学生他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去看月亮，他们会看看月亮兔的形式，这里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中国神话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甚至他在写戏剧的时候，也受到了中国牛郎织女神话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他具有一种特别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跟他的诗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神话的一种特殊的魅力。法国有一个汉学家叫艾田蒲，他中法文学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艾田蒲的努力，把中国很多一些经典的著作翻译成法语。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所以我有机会读到中国的古典小说，比如说刚才陈炎先生所说的小说《红楼梦》。

    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当中，我觉得世界的文学源流很多跟中国的文学源流是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莫言先生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法国实际上很早就把他定义为属于他创作的一种特殊风格，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国对于心理小说的创作是非常有特点的，我觉得中国的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小说，在中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文学这么一种形式或者小说，他是不是大众的一种形式，是不是应该让更多底层的人（普通老百姓）来阅读，文学针对的对象，对中国的文学观来说很重要。如果说在中国，他的小说是针对所有人的，比如说早期的一些小说，包括现在。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西方的小说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德国的小说、西班牙的小说、意大利的小说，这些小说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倾向，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是为特殊的人写的。

    但是就我的理解，从追源或者理解中国特别是小说，他在一开始就是为普通人、为所有的人去写。如果文学是一道盛宴的话，我们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能够参加这道盛宴。从中国这种小说面向所有人的角度来说，你再去看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思想，你就可以看到。举个例子，中国的大学，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初，大学实际上有一个字，所谓的“大”实际上就是普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老早就有，我们的孔子提出来“教无类”，也就是说他面向所有的人，他的教育是面向所有的人，这就是大学的精神。

作为文学来讲，实际上也是大学精神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得到其中的部分，并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读比如说老舍的书，可以感到他的书实际上是为大家写的。每个人读他的书，都能够感觉到是面向自己的。刚才莫言先生说得非常好，因为讲到文学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个人书写的文学形式，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因为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有一定的教育、文化。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当中，文学的想象中来的。

    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读了老舍的书，我很喜欢。后来因为老舍，我到了北京，我还见了他的夫人，参观了他的房子。在我的心中，好像老舍到今天还活着。我特别期待，因为明天我跟莫言先生包括他的夫人到他的家去。因为在他的土地上产生了那么多的神话，那么多故事，好像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文学的精神。

                     评说对方的文学创作

   勒•克莱齐奥先生是法国文学的领军人物，莫言则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对于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学界和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的评价。譬如说有人说勒•克莱齐奥先生是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人物，说莫言先生是中国新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勒•克莱齐奥先生很欣赏和尊重莫言先生的作品。而莫言先生也非常欣赏和尊重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两人算得上是相互欣赏，惺惺相惜。他们两个人的互相评价，自然是一件让人感到兴趣盎然的事情。                                 莫言：饥饿是小说家非常独特的资源

首先我要先提醒一下勒•克莱齐奥先生，估计明天会很冷。因为作家小说里面描写的一切和真实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高密那个小地方，还是有人物原型、故事原型，甚至有地形地貌、河流、石桥，有所依据。后来新的越来越多，老写烦了，所以要断断续续的虚构，断断续续地把别人的故事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故事来讲，不断的需要发生在天南海北的事情，移植到所谓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的框架里面，甚至把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也挪到高密东北乡。在座的很多老师去过高密，也都知道高密有一条河流——胶河，这条胶河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水量非常多，每年到了秋天洪水泛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这条河的宽度也是可以的。我有一次去游泳，没有游到边，后来别人帮助我把我拽上来了。这条河后来一直因为干旱而断流，而且上游建了很多水坝，坏了几十年了。在我最近的小说里面《蛙》里面，胶河依旧是波浪滔天，快赶得上长江了，水量非常充沛，河上有来往的船只航行，河流上架起了像长江大桥一样的歇拉岗大桥，如果看到真正的胶莱河，肯定会很气愤。一点水都没有小河沟，在小说家的笔下，变成了亚马逊河了。这是作家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的不同，即便是作家小说的小说地点跟真实的地点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现在高密因为前年拍《红高粱》，种植了一部分红高粱。现在的红高粱跟当初的红高粱也是不一样的。当初的高粱，在我的记忆里面是鲜红的，穗子像火炬一样。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些杂种过来，穗子的颜色也不红了，成黑的了，红高粱成了黑高粱了。所以大家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高粱地并不是很好看，跟小说描写的是两码事。小说里面说非常喜欢到高粱地里面去，像电视剧里面的演员喜欢到高粱地里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高粱地里很多蚊子咬人，高粱也划人的脸。

    我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说明小说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如果因为读了某个作家的书，非要去他的故乡看一看，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然，我想像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还是可以也许做的。你看像巴黎圣母院，去看，确实和小说一样。

让我评价勒•克莱齐奥先生，我感觉到确实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想评价一位作家的前提，就是充分的阅读他的作品，甚至应该是反复的阅读他的作品。只有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非常认真的阅读，甚至非常认真的研究以后，才可以对这位作家作出一种评价，我只能谈一感想。我读的勒•克莱齐奥先生的小说以后，我觉得能够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就是他写的《童门之愿》，刚才勒•克莱齐奥先生谈到了他也有一个非常饥饿的童年。后期有很多小说家写到了饥饿，饥饿是小说家非常独特的资源。我到国外经常去演讲，把“饥饿”作为演讲的重要内容，后来才知道有类似的饥饿体验的不仅仅有中国作家，而且有外国作家。我也遇到过一个日本的作家，他说他也挨过饿，在二战以后日本东京陷入了饥饿状态。这样一种饥饿的童年，对作家后来的写作影响非常深远。起码让我们认识到了粮食的珍贵，食物多么珍贵。也让我知道了农民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知道在小说当中可以涉及很多关于吃的、食物的情节，甚至可以设计一种美食对人的考验。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一个人的遭遇》，就讲了苏联的士兵在二战的时候到德国去，他没有房子住，要挨饿，还要挨打。后来德国的军官们让他出来，因为他会开车，就把他单独叫出来给了他一块面包和黄油。这对一个饿的濒临死亡的战俘来说，面对着香喷喷的面包和黄油那样一种情景，狼吞虎咽，电影里经常见到这样的镜头。吃下去立马噎的喘不上气，或者表现一种非常高的姿态，宁愿饿死，也不吃你的面包。后来我觉得肖洛霍夫的伟大，就要在于他真正对人的本性、对人这个主体有深刻的理解。这个战俘他没有立马吃，也没有强忍饥饿拒绝。他非常文雅，他拿了一个很小的面包，轻轻的抹上黄油，很文雅。当然他的饥饿感一点都没消失，因为这份面包变得更加强烈，他恨不得一口把面包吃掉。我想这样一个描写真的太伟大了，把人的尊严和欲望都表现出来了。

         我说的有点跑题了。有过饥饿的体验，让作家在写作当中涉及到人性本能的东西有更深的理解。人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下，如何保持人的尊严，如何保持体验，这是我们小说里面应该充分予以展示和描写的。这是一个话题，有非常大的贡献。

    我也看到勒•克莱齐奥先生在童年跟他妈妈一起寻找他的爸爸，这样一个艰难的、漫长的历程。童年很容易对外界事物非常好奇，他有一些好奇，始终与漫长的历程伴随在一起。我也看到过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小房子里，他们作为外来人与当地的土著人之间，还是有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灵的障碍。但是我想儿童是最善良的，儿童越过语言的障碍进行了交流。你让两个彼此完全不懂语音的小孩子，三岁小孩子、四岁小孩子，一个美国的，一个法国的，一个中国的，他们很快可以玩到一起。而且以一种非常天真的交流方式。我想这一点在勒•克莱齐奥先生小说里面有所描写，他们非常容易交流，非洲和法国，文明不同，文化也不同，物质生活也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的童年里面，跟非洲的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的心灵在快速的成长。他感受了很多成年感受不到的东西，他也用他童年很多东西越过了成年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对非洲外部自然风光、独特生物的一种描写，所以我觉得他的小说里面也构成了非常耀眼的一种光环。我记忆犹新的是他描写的一种蚂蚁对住宅的侵袭，那种好像是层出不穷的、永远消灭不完的蚂蚁，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他这个小说的细节，让我想起了当年达尔诺写的《阿根廷男女》，写了一篇很荒凉的小说，写了当地居民谈恋爱。还有中国作家莱新写的一部《战争中的孩子》。早晨太阳出生的时候，看到一群蚂蚁怎么样把一只鹿在很短的时间里吃掉，成群结队的蚂蚁、几吨的蚂蚁涌来了，把鹿全部吃掉。

所以我对勒•克莱齐奥先生小说的细节，想到了莱新的小说，想到了达尔诺的小说，想到了我的童年。我也想到了一个作家最能让人感动的部分，就是引起共鸣的部分。一个读者看书让他感动的地方，也是让他能够引起心灵共鸣的部分。共同的生活经验、共同的心理经验，能够进入到后期的再度创作，进入到跟自身生活经验、跟他所了解的生活进行对比、联想，在文学的基础创作当中，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奇遇。

   勒•克莱齐奥：莫言写的女性，具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特别感谢莫言先生，因为莫言先生读他的小说那么仔细。他讲到的情节，就是在一部小说当中，叫做《奥尼恰》，通过这个来说，文学对于作家来说，让人对人生有另外一种体验、一种回忆。也就是刚才那部小说，通过特别的情节，打开可以让他看到很多笔下写的小说，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对于生活通过小说让你体验的特别真切。这一点特别感谢莫言的评价。

同时，我又想起了几年前在法国有个调查，对一些名作家的调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写作？其中有一位，他记得有两个回答，这个回答讲得非常好。一个叫贝克特，问他为什么写作？他说我除了写作之外没有所长，所以只能写作。还有一位他讲到，因为人生，美妙的人生苦短，文学言下之意可以让人生有更多的展现。

在我对文学的理解，特别是我对莫言小说当中特别欣赏、特别喜欢的，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种幽默，幽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莫言先生也说过，他有过非常苦难的童年。我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面对人生当中非常可怕的苦难的东西，所谓的幽默感实际上就是对于一些可怕的东西拉开一定的距离，把这种人生的态度变为非常有趣的、诙谐的甚至一种讽刺性的，实际上也是一种面对人生。所以我觉如果文学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只是对于文学现实的这么一种抄袭的话，那么文学就会失去本有的力量。所以在莫言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于现实的这么一种保持距离，这么一种讽刺。在讽刺当中，在生活当中取得了一种非常新的这么一种理解。比如说在他的作品《生死疲劳》中，再比如说《丰乳肥臀》，主要的主人公是女的，为什么？因为女的所面临的遭遇和生存距离，一旦拉开距离以后，就会给生存遭遇带来另一种思考。像这样一种写作，实际上他是具有特性的。

    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我对莫言先生小说当中写的女性，具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因为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当兵打仗死了，家里剩下的是母亲和外婆，女性带着我长大。我的母亲就体现在作品当中，读他的作品就想到我母亲的特质。她也是非常幽默的人，因为那时的时候日子非常难过，所以她经常像创作一样，把自己比作一个人猿，比作猴子。比如说没有吃的东西，我们到外面去偷，就像猴子取东西回来。也就是通过这种幽默，实际上对抗残酷或者艰难的人生。

    如果讲幽默，幽默还需要创作。我们小的时候会有炮弹跟炸弹，那是很可怕的。我的母亲这个时候就会利用一种既幽默而且一种创造，告诉你别害怕，说这只不过是在打雷。实际上通过这么一种创造，是对人生面临绝境的一种对抗。

在老舍的笔下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也是有一种幽默。他的这种幽默，是那个时期面对那样一种时势，这种幽默就是背叛人生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其中有一个主人公长得很胖叫大葫芦。就那个人物可以看到，解构了他人生的一种哲学。这种幽默或者这种讽刺在小说当中并且在中国的小说当中都可以看到，就是给予阶段性的人生撒下了一把盐，这点盐让人生有了一点味道。所以像李白，他书写人生，有很多大的题目。但是对于酒，他的书写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时间过得真快啊！两个半小时的精彩对话匆匆地过去了，让观众感到意犹未尽。两位文学大家的对话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各有见地，精彩纷呈，为观众带来了精美的文学营养。他们诠释的文学与人生，他们对文学的独特思考和感悟，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称得上是不虚此行，获益匪浅。摄影：杨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