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杨景贤

我国著名作家莫言近日推出长篇力作《蛙》，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国策，作家要写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题材，确实值得关注。《蛙》是我国首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为何要写这样一部小说？是如何驾驭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的？记者日前对莫言进行了专访。 杨景贤摄影

    记者：计划生育乃是国策，写这样一个题材，必然会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去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

    莫言：计划生育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主义题材，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去塑造人物，通过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对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进行剖析，客观地反映计划生育这个现实题材。在写人与人之间内心所产生的精神以及灵魂深处的东西，并不去回避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在作品中重点写了一个“姑姑”的形象，塑造了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人物，通过她的所作所为去回答一些现实问题，对一些现实问题作出反应，我在作品中把一些观点藏得很深，让读者去思考，去反思。杨景贤摄影

记者：作家创作计划生育这样一个题材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题材，也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作家去触及的一个题材，您是如何写决心去面对这样一个题材的？

莫言：作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蛙》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我大爷爷的女儿。“姑姑”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她在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很多传奇经历，这些传奇的经历引发了我的思考和兴趣。有了用文学去表现这个人物的想法。计划生育并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要勇于接受挑战。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作家对这种现实生活应有一种责任感，要做一个社会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社会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只要作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是非作出自己的判断。至于喜欢不喜欢，每一个读者的感觉都不一样。

记者：你在2002年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后来都放下了，又去创作《生死疲劳》，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言：小时候听“姑姑”讲故事，讲人生经历，讲外面的一些新生事物，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那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后，“姑姑”所讲的故事和经历就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艺术形象，过去我的有些作品涉及到了“姑姑”，但没有刻意地去写。2002年，“姑姑”的经历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开始动笔写这部计划生育题材的小说，主要人物是“姑姑”，但我写了十几万字之后，由于对小说的结构不太满意。所以就放下了，开始写《生死疲劳》。2007年，我便另起炉灶，运用一种新的结构，把故事讲完。在琢磨这部小说的写作形式上让我费了一些周折，考虑到读者对原创作结构和方式会有障碍，我毅然销毁了这十几万字，在小说结构和写作手段上有了根本的变化。相比《生死疲劳》的繁杂，《蛙》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很平实很简朴。

记者：用书信体这种创作结构和形式，在故事叙述上会不会受到一些制约？这种创作手法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

莫言：书信体非常方便，既可以自如地叙述事件和人物，也可以回顾过去，同时也可以去展示亲身经历。在人物的转换上比第一人称还自由，还宽泛。作品后面的话剧对前面有联系，有呼应。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话剧中的“姑姑”有差异，话剧对于描写生活，对于读者阅读会产生更为广阔的空间。我将给一个日本作家衫谷义人的通信把“姑姑”的故事写成话剧，剧作者与小说有联系，由小说文本跳到戏剧文本。舞台上出现了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人，用话剧这种形式对当今社会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和讽刺。

记者：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生死疲劳》，如今又创作出《蛙》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你的创作理念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莫言：数十年的创作生活，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于批判和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文学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小说要有一种提醒的精神，要有警世的作用，不应成为纯粹娱乐的东西。我一直痴迷于对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我在创作《檀香刑》、《生死疲劳》时一直在写作形式上进行探索和创新，要力戒重复，作家重复自己比重复别人更可耻。为了避免重复，我才另起炉灶，毁掉了原来写好的十几万字。《蛙》这部作品创作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注重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关注下层百姓的生活。语言运用很平实，不会像过去那样剑拔弩张，而是更加注重内涵，更加含蓄，对小说中的人物更加宽容和理解。

记者：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小说，《蛙》这部作品触及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相信这部作品会体现出不同寻常的价值。

莫言：作家要关注社会热点，直面人生。《蛙》这部作品尤其注重了对人的灵魂的剖析，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作品的落脚点不是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灵魂的自我救赎。要直面自己灵魂深处最痛的东西，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这也许就是《蛙》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原载《山东青年报》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