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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冰是秦李斯后最杰出的篆书家，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独领篆书风貌千余年，承前启后，使篆书这一失去大部分实用功能的古老书体得以延绵不绝，是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一环。

一、序言

篆书在汉代，日常应用的地位已被隶书所取代，虽在碑刻题额和摹印等方面仍旧延袭了使用篆书的习惯，但已多是置六书法则于不顾，粗制滥造，仅取其繁华的装饰效果以示庄重而已，其发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楷行书已趋成熟，篆书更是沦落为装饰性的纹样，随手增减笔划，随意臆造字形的比比皆是，真正意义上的篆书创作已经停止，基本无人问津。直到唐代中期，在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背景下，才出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篆书家-——李阳冰。

李阳冰曾对古文字深入研究，追溯六书渊源，创造了自汉以下五百年来的第一次篆书繁荣，虽然这种复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但其对书法史的影响却是足以与其约千年前的李斯和千年后的邓石如相抗衡的，他是李斯至邓石如之间近两千年间的唯一一位值得一提的篆书大家。他自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在许多人看来乃其自夸之辞，但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冷静、客观地梳理一下篆书艺术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李阳冰的这种自谓是历史的、客观的，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在唐代诸体书法皆取得极大成就之时，“李阳冰一出，洞悉小学，补益文字，迎合时俗所趋，其书又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遂定为一尊，不独以‘仓颉后身’名高一代，抗行、真、隶、草之贤，且侵侵然超越前人，直趋秦相李斯而代之。”（1）他的篆书是这期间惟一一个承前启后的亮点，他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是重要而突出的。

李阳冰之后的篆书艺术，几乎成了他个人风格的一统天下，一直到了邓石如的出现，其间虽也有如徐铉、赵孟頫、李东阳等篆书名家出现，但却没有谁能突破李阳冰篆书风格的笼罩，走出一条创新的路子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将李阳冰创造了“玉筋篆”之后直至邓石如出现的这一千年的篆书发展称之为“李阳冰时代”，人们应当是能接受得了的。虽然，李阳冰的艺术创作没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虽然直至今天他仍是一个不甚被重视的书法名家，但他于书法史，特别是篆书史的贡献，却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其功绩是任何时候也抹灭不去的。

二、李阳冰其人

李阳冰，字少温，祖籍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后迁居云阳（今陕西泾阳），遂称京兆人。李阳冰约生于开元九、十年（721—722年）间，（2）卒于贞元初年（785—787年）。

李阳冰是古文运动倡导者萧颖士的弟子，早年即以词学登科，文章简洁雅健，允为“一代大作手。”他弱冠任上元县尉，乾元二年（759年）改任缙云令，是年八月，缙云县境大旱，李阳冰率众祈雨于城隍庙，“冰躬祷于神，于神约曰‘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与耆耋群吏乃自西谷迁庙于山巅，以答神休”；（3）上元二年（761年），李阳冰再迁当涂令，宝应元年（762年）秋冬之际，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返浔阳，来依族叔李阳冰，十一月卒，临终将诗稿托付于李阳冰，请为编次。（4）此后亦有“大历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科斗《孝经》，凡二十三章。初传李白，李白授阳冰，尽通其法。”（5）然大历初（766—768年）李白已驾鹤西游五年矣，此当为后人演绎的传说。宝应二年（763年），李阳冰挂冠归隐缙云吏隐山，凡十余年，其间精研篆籀，书艺大进。约大历七、八年（722、773年）间，李阳冰抵召出山，任京兆府法曹。大历十二年（777年），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涵访李阳冰，请题简牍，遂作《上李大夫论古篆书》，阐述其于篆籀之理解，并发下篆六经、立《大唐石经》的宏愿。（6）建中元年（780年），李阳冰与颜真卿等交游颇繁，颜氏碑版，多李阳冰篆额。兴元元年（784年）前后，李阳冰任将作少监，后改任秘书少监并终于任上；故世人亦称之为“李少监”、“李监”。

李阳冰在唐代书名极盛，时人尝誉之为“笔虎”、“苍颉后身”，称其为“李斯之后，一人而已。”（7）然新旧《唐书》却均无其传，其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唐窦臯、窦蒙的《述书赋》及注：

“通家世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鹜，宣父同群。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气感见云。注：李阳冰，赵郡人，父雍门，湖城令。冰兄弟五人，旨负词学，工于小篆，初师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礼墓志》，便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识者谓之苍颉后身。弟懈、懈子腾，冰子均，并词场高第。幼子曰广，勤学孝义，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8）

其后，关于李阳冰生平事迹的论述虽颇多，但多语焉不详，现在所能见到的重要资料有宋朱长文的《续书断》和《宣和书谱》等；较为详尽的研究当推朱关田先生的《李阳冰散考》（9）和《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李阳冰与篆书名家部分。（10）

元人吾丘衍曾提出李阳冰即李潮的观点，他在《学古编》中称：“阳冰名潮，杜甫甥也，后以字行，因以为名，而别字少温。木玄虚《海赋》有云：‘其下阳冰不治，阴火潜然，则知与潮，又且有理’。”（11）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中亦支持此说，并从李阳冰兄弟的名、字及李阳冰和李潮作品传世的情况等方面提出支持意见。（12）他们这种观点虽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但大多数人是不认同这种提法的，清顾炎武即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反驳：“阳冰赵郡人，太白族叔，其字少温，见于《宣和书谱》，与其名相应。若为潮，而以阳冰、少温为字，于义旨无取。阳冰工篆书，潮工八分，观赵氏《金石录》载《城隍神祠记》、《忘归台铭》、《孔子庙记》、《先茔碑》、《三坟记》等为李阳冰篆书而《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为李潮书，则非一人明矣。”（13）朱关田先生为此还专门著《李阳冰、李潮小议》进行了详细论辨，重新确立李阳冰和李潮不是同一个人的事实。（14）

三、历代对李阳冰评述

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间，真、行、草书日趋成熟，逐渐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主流，隶书逐渐稀少，篆书则几成绝响。直到李阳冰出现，这段“篆书中废”（15）的历史才算结束，使篆书这种失去实用地位的书体得以不绝于缕，绵延传袭。对于李阳冰的篆书艺术，在当时即已有了极高的评价，诸如“笔虎”、“有唐字宝”、“过于秦斯”，“苍颉后身”等赞誉不绝于耳，是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少受非议的书法大家。

对于李阳冰的篆书成就，李阳冰本人即自视极高，他曾自负地自谓：

“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秀籀之宗旨。”（16）

“斯翁之后，直到小生，曹嘉（喜）、蔡邕，不足言也。”（17）

与李阳冰同时代的评论家窦皐、窦蒙兄弟，与其本有通家之好，述及其书法更是揄扬有加：

“《峄山》并鹜，宣父同群。洞于字学，古今通义。”（18）并注云：“……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识者谓之苍颉后身”。（19）

使我们即看到当时人们对李阳冰的评价，又为我们保留了最早的也是可靠的关于李阳冰生平的资料。稍后的吕总则从李阳冰自己的说法延伸开来，称：

“李阳冰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20）而舒元舆则进一步称：

“其功备，光大于秦斯。”（21）

“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当尽于斯。”（22）

宋人对李阳冰的篆书更是好评如潮，蔡襄即称：

“近世篆书好为奇特，都无古意。唐李监通于斯，气力浑厚，可谓篆中之雄者，学者宜如此说，然后可与论篆矣。”（23）

朱长文更是对李阳冰推崇倍加，他在《续书断》中共评述了九十四位唐宋书家，独将颜真卿、张旭与李阳冰列为神品，并称：

“观其遗刻，如太阿、龙泉，横倚宝匣，华峰崧极，新浴秋露，不足为其威光峭拔也。或谓之苍颉后身。”（24）

“当世说者皆倾伏之，以为其格峻、其气壮、其法备，又光大于斯矣。………自阳冰后，虽余风所激，学者坠，然未有能企及之者。”（25）

陈標则在《负喧野录》中对李冰阳的字态作了详细描述：

“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常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敧，故锋常在画中。此盖其造妙处。”（26）

比唐人舒元舆的“虫食鸟步，铁石陷壁，龙蛇骇解，鳞甲活动。”（27）等神态描述更加客观了。董逌在《广川书跋》中更称：

“阳冰在唐以篆学名世，自秦相李斯之后号能书者，不得伯仲间见也。今世壮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诣绝处更无蹊辙可索。”（28）

“得书法三味，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于神明合离，殆无蹊径蹈而循。”（29）

与《宣和书谱》：

“而终唐三百年间，又得一李阳冰，篆迹殊绝，自谓苍颉后身。观其字，真不愧古作者。”（30）

成为权威性的评述。宋以后对李阳冰的赞誉也是屡见不鲜，只是多立足于唐宋人的观点上，无甚新意，只是元人郑杓在《衍极至朴篇》中评述古今书家十三人，唐代仅取三人，李阳冰赫然冠于颜真卿，张旭之前，（31）并称其：

“独蹈孔径，潜心改作，过于秦斯。”（32）

其他如：

“独能隔千年与李斯相见，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宝瑞吾唐矣。”（33）“故劲利豪爽，遂为一代绝笔。”（34）

“瘦细而劲伟，飞动若神。”（35）

“上追孔澈，下袭斯法，篆学于是中起，……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36）

“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为篆法中权。”（37）

“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38）

“篆自秦汉而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39）

之类赞誉，更是屡屡见于书端。当然，也有人对李阳冰的篆书提出异议，钱大昕即称李阳冰篆书未合秦小篆之法（主在指结构），康有为评其《篆书谦卦》时，也称：“若《谦卦铭》益行怯薄，破坏古法极矣。”（40）这些指责之辞，虽语含锋芒，颇为激烈，但对李阳冰的评价却没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这些终究是个人片面的一孔之见，只能算是一片赞美声中的些许不合谐的音节。

四、李阳冰对书法史的贡献

李阳冰的篆书上承千年前的李斯，下接千年后的乾嘉学派，自誉“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同时代的人誉之为“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后人誉之为“苍颉后身”，“过于秦斯”。这些赞誉多着眼于他的承前性，而少有论及其启后性者，虽有论及其对后世之影响者，却也仅是称某某书家承其法。因而，如果要仔细梳理李阳冰对书法史的贡献，确立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当从其承前与启后两个方面着眼，同时亦应重视他在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

在承前性上，古人对李阳冰的评价已有很多，多褒扬之辞，且有所依，其中尤以窦皐、窦蒙兄弟《述书赋》及注中“《峄山》并鹜，宣父同群。识者谓之苍颉后身。”（41）宋朱长文《续书断》中“或谓之苍颉后身”“又光大于秦斯。”（42）及《宣和书谱》中”而终唐三百年间，又得一李阳冰，篆迹殊绝，自谓苍颉后身，（43）。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人在论述李阳冰篆书之承前性时，多未脱出这几种评价和定位。当然，古人在作出这些论述评价时，也曾着眼于李阳冰在古文字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如窦皐、窦蒙在《述书赋》中即称他：“洞于字学，古今通义。”“文字之本，悉在心胸。（44）宋朱长文《续书断》中也有。“精探小学，得其渊源，遍观前人遗迹，以为未有点画，但偏旁模刻而已。”（45）《宣和书谱》也称其：“推原字法，作《笔法论》，以别其点划。”（46）与他“天之未丧斯文也，故人子得篆籀之宗旨。”“留心小篆迨三十年。”（47）的自述互为印证。再加上他以篆书家的身份增益文字，撰《说议正义》三十卷，成为许慎之后复兴《说文》学的功臣。关于这一点，近人唐兰先生称其：“李氏是许慎的后继，二徐的前驱……他由篆书家来刊定、修正，于《说文》学的复兴，不无功绩。”（48）马宗霍也盛赞他：“咸推李阳冰，自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须眉、口鼻、虫鱼、禽兽、骨角、齿牙，皆有所得，盖直以羲皇、仓史自拟。其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犹是谦词。”（49）充分肯定了李阳冰在书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仅就这一点讲，他在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篆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应是并驾齐驱的。他篆学素养的深广，是其篆书能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最有力的支撑，是唐代文字学研究复兴的一个硕果。假如没有唐初即已取得的文字学巨大成就，李阳冰能否侧身书法大家之林恐怕还要划上一个问号。

对于李阳冰篆书之渊源，“相传阳冰初学《峄山碑》，则此碑唐时野火已焚，后得延陵墓刻变化，则此刻实出傅会，二皆不足据。以为师《碧落碑》，差少信，而《碧落》又非篆之至也。今观所书诸碑，亦诚有笔力，顾淳古之风，貌焉不属。”（50）“若是，李阳冰篆书乃从殷氏摹《峄山》入手，参以籀文，综合运用，终于一变斯翁廓落之风，至晚年更趋老练，美茂丰涧，劲利豪爽，而为一代绝笔。加上研习篆籀文字三十年，浑得其中三味，‘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随俗迁复，潜心改作，既重修字源，复增益文字，撰《说文刊正》三十卷，致使秦代篆书体中唐而复兴。”（51）从而也造就了李阳冰的艺术成就，使之成为李斯之后篆书史上的第一重镇。

在启后性上，前人论述极少，然而从其身后能篆书者无不从其出这一点上看，李阳冰仍是唐中至清乾嘉学派兴起一千年里的第一重镇。在这一时期，所有能篆书者皆口称法斯冰，而师法李斯者，又多因秦刻石年代久远，传世多为摹刻而仍以取法李冰阳为上。在这一千年里，篆书虽然仍是持续着低靡发展，但较突出的篆书家仍有不少，成为篆书艺术不绝于缕的薪火相传者。他们的篆书成就虽然未能达到颠峰，但却也为篆书艺术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成为书法天幕上闪烁的群星。徐铉、郭忠恕、梦英、党怀英、赵孟頫、杨桓、李东阳、文征明、丰坊、王澎、钱坫、孙星衍。。。。。。等等，当我们将这些名字一一列出来时，就会发现，这几乎是唐至乾嘉学派兴起前篆书者的全部，其中虽也曾出现过赵宦光以草入篆的尝试，但却没有人开创出新的路子来，只在书法史上兴起微微细浪，远无法与李阳冰篆书体系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相提并论。即使乾嘉学派兴起，邓石如取得成功后，李阳冰在篆书上的影响仍是巨大的，承袭其风格的名家高手仍不时出现，只是不再像乾嘉以前那样是李阳冰个人风格一统天下。因而可以说，李阳冰在篆书艺术发展的启后性上所做出的贡献，仍然也是无人可比的。

至于李阳冰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笔者以为，他虽尚不足以与颜真卿这样的书坛巨擘并列，但他承连二千年篆书艺术发展的中轴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其地位完全可以超然于唐代其他书法大家之上。

五、李阳冰的作品

李阳冰的书法作品载于历代书法著述中者甚多，然多只言片语，难观其全豹。特别是元明之后，多有亡佚，虽有重立，却几经传刻，面目全非。且盛名之下多有伪托，甚至将所有佚名篆书全部归到他名下。从流传到今天的李阳冰作品来看，以《城隍庙碑》、《篆书谦卦》、《栖先茔记》、《三坟记》、《般若台铭》、《滑台新驿记》等最具有代表性。

《城隍庙碑》，刻于乾元二年（759年）八月，李阳冰撰文并篆书。该碑高五尺七寸，宽二尺七分，碑文八行，行十一字。碑原在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原石已佚，现存者为宋宣和五年（1123年）吴延年重刻者。碑后有重刻题记，称：“。。。。。。阳冰以篆冠今古，而人争欲得之。昨缘寇壤，残缺断裂不可读。偶得纸本于民间，遂命工重勒诸石，遮广其传亦足以使之不朽也。”现其上部清晰可辨，下部已漫漶。是现在见于文献的李阳冰刻石中最早的一件。

该碑直承秦《峄山碑》，用笔、篆法全然秦篆风貌，章法字字规然，字间合度不差，字形修长、纤细，而劲挺飞动若神。宋欧阳修称此碑得秦人篆法神髓。

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明赵崡《石墨镌华》、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澍《竹云题记》、王昶《金石翠编》等有记载，并刻入丛帖，有翻刻本多种并行于世。

《篆书谦卦》无书者姓名及日期，明末张士用以为该碑系李阳冰书于宝应年间（762-763），原石早佚，今传者为张士用重刻。该刻石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宽三尺四寸，前三石各六行，第四石四行，行十字，石在安徽芜糊，安徽太平有翻刻本，已   。

此刻石虽为重刻，笔法瘦健，与李阳冰其他碑刻不同，明王世贞《弇州山稿》称其：“此刻虽再登石，居然有残雪滴溜之状是延尉正脉。”清王澍《竹云题跋》也称：“《谦卦》尤其奇绝之作，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舒元舆所谓虫食鸟步，铁石隔壁，龙池解鳞甲活动者，于此见之。”但也有人对此刻篆法有所指责，认为不合六书，不足为法，康有为即称：“《谦卦铬》益形怯落，破坏古法及矣。”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有记载。

《怡亭铭》刻于永泰元年（765年），前六行序文为李阳冰篆书，后五行铭文为裴虬撰，李管隶书。序文前五行行四字，第六行二字。该刻石高五十之公分，长一百二十公分。是李阳冰传世不多的篆书原刻之一。石在湖北武昌。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拓本。

该刻石布局绵密，每字竖划较长，收笔略生尖细状，似受当流行之悬针篆影响，给人以劲利豪爽，俊丽挺拔的感觉。

宋赵明诚《金石录》有记载。

《栖先茔记》、《三坟记》，刻于大历二年（767年），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栗光刻，原石久佚，今有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姚宗萼重刊，安璨重刻，现存西安碑林。《栖先茔记》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宽三尺之寸，十八行，行二十六字。《三坟记》碑高六尺四寸四分，宽二尺八寸，二十四行，行二十字。

此二碑双珠并联，尤如汉之《袁安》、《袁敞》碑，书法风格及其相似，用笔遒劲开张，应规入矩，笔笔中锋，稳健自然，虽细如玉筋却重似千斤，如锥画沙，骨力尤强，与其《城隍庙碑》已大不相同，显示出李阳冰的书法不断演变，是其吐纳秦篆，变秦篆遗风的求创之作。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称“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故此二刻应是李阳冰书法的代表作之一。

宋赵明诚《金石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赵崡《石墨镌华》、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王昶《金石萃编》、毕沅《中州金石记》等有载。

《般若台铭》，刻于大历七年（772年），李阳冰篆书四行，二十四字，字长四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为唐时原刻。石在福州乌石山。因石处于深山椎拓不易，拓本尤为世人所重，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拓本。

该刻用笔变瘦劲为粗重，骨气遒劲而不失婉转圆畅之美，其所传递出的苍老生辣的气息除李阳冰晚年追求返朴归真外，亦得益于摩崖刻石字形大，石面粗糙，风吹日晒雨淋的造化之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

宋赵明诚《金石录》、清钱大昕《金石文字记》、王昶《金石萃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有载。

《滑台新驿记》刻于大历九年（774年），李勉撰文，李阳冰篆书。原石在河南滑县。久佚，咸丰十一年（1861年）山东东平出土一石，为明代翻刻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有宋代拓本，为海内孤本。

该刻用笔圆劲婉转，结体整齐，体势大方端正，笔划不尚增减，清丽婉转，工整舒展，刚健流利。是李阳冰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唐舒元舆《玉筋篆志》、宋欧阳修《六一题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李阳冰书法刻石见于记载的约六十五种，宋时存世尚多，仅赵明诚《金石录》就收录二十五种。从记载上看，其最早的作品是乾元二年（759年）的《城隍庙碑》，最晚的是建中四年的《元鲁山墓碑额》，其中尤以大历元年（766年）至大历八年（774年）为多，约十八种；可见，大历年间是李阳冰创作的鼎盛时期。而其后的作品虽日见稀少，但功力逾老弥坚，更臻精深，是其艺术创作的人书俱老时期。

现将李阳冰主要书法刻石简述如下:

《城隍庙碑》（略）

《忘归台铭》，无刻石年月，原石在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早佚，欧阳修称此石为李阳冰生平篆书最细瘦者。欧阳修《集古录》、赵明城《金石录》等有载。

《缙云县孔子庙记》，刻于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阳冰撰并篆书。碑在处州缙云（今缙云县），已佚。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城《金石录》等有载。

《黄鹤楼记》，刻于永泰元年（765年）三月，韩云卿撰文，韩择木八分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栽。

《怡亭铭》（略）。

《三坟茔记》（略）。

《栖先记》（略）。

《万年县令徐昕碑》，刻于大历四年（769年）三月，韩云卿撰文，韩择木八分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赠梁州都督徐秀碑》，刻于大历五年（770年），颜真卿撰文，韩择木把分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龚丘令庾公德政碑》，刻于大历五年，李阳冰撰并篆书。原石已佚，金贞元三年（1155年）重刻，此石在山东宁阳。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李遮子新泉铭》刻于大历六年（771年）之日，李阳冰撰并篆书。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琅琊台题名》，刻于大历七年（772年）八月，柳识撰文，张从申行身，李阳冰篆额。原石在江苏茅山，毁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有摹刻本传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藏有原拓本。宋赵诚《金石录》、明赵崡《石墨镌华》、清方若《校碑随笔》等有载。

《篆书谦卦》（略）。

《黄帝祠颂》，刻于大历七年（772年），李阳冰篆书。石在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仙都山。清元《两浙金石志》，王《金石萃编》等有栽。

《法慎律师碑》刻于大历八年（773年）使二月，王密撰文，李阳冰篆书。《全唐文》、宋赵明诚《全石录》等有载。

《明州刺史裴公纪德政碣》刻于大历八年（773年）十二月，王密撰文，李阳冰纂书。《全唐文》、宋赵明诚《金石录》、清钱大昕《金石文字记》等有载。                                                    

《滑台新驿记》（略）。

《大历十年具官名氏》，立于大历十年（775），李阳冰篆书。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鲜于氏里门记》刻于大历十二年（777），李阳冰篆书。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太子典膳郎郑君碑》刻于大历十二年（778），李翰撰文，徐珙八分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立汉黄公碣》刻于建中元年（780年），李翰撰文，张从申行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等有载。

《颜氏家庙碑》刻于建中元年（780）七月，颜真卿撰并书，李阳冰篆额。碑在西安碑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明赵涵《石墨镌华》、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等均有载。

《崔祜甫墓志》刻于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邵说撰文，徐珙八分书，李阳冰篆盖。石在河南博物馆，该石由于出土年代较晚，保存完好，颇有见李阳冰篆书之原貌。

《元鲁山墓碣》，刻于建中四年（783年），李华撰文，颜真卿正书，李阳冰篆额。宋赵明诚《金石录》有载。

《篆书千字文》，署李阳冰款。疑伪。宋董逌《广川书跋》等有载。

《篆书天清坠宇》，行书署李阳冰款，疑伪。清阮元《两浙金石志》有载。

《琴铭》，李阳冰篆书。宋赵明诚《金石录》有载。

六、结语

唐代篆书，举李阳冰一人足矣；李斯之后，举李阳冰一个足矣。李阳冰在书法史上开创的篆书体系对书法承传意义已远远大于他本人书法水平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李阳冰的存在，中国篆书艺术的发展将是另一番不可想象的面貌，中国篆书艺术史也将重新书写。李阳冰能在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年代里，独领篆书艺术风骚一千年，实实在在地说明，真正的艺术家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虽然今天看来，李阳冰的篆书水平已经算不得多么杰出，但我们却无法割断历史来研究问题。一个站在历史高度上的艺术家，其光芒不是时间的尘埃所能掩盖的。

在本文结束时，笔者忽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当我们再提起颜真卿，提起张旭时，能否也去想一下这位当年曾与他们并驾齐驱的篆书大师，去想一下那些曾经光芒四射而今由于历史原因逐渐黯然的艺术家们，这样我们的历史才不会被尘埃所弥漫，我们的天空才会群星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