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代都市：男女分道、官民分道

——张剑光《邹国慰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城市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状态。那么，六朝至隋唐五代，对江南城市有哪些具体的管理措施呢？

  本文所说的江南，指六朝扬州的东部地区，大致为丹阳、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临海、永嘉、义兴、晋陵等郡，也即中唐时期浙东、浙西、宣歙三道范围。

一、江南城市市政管理

  江南城市城墙、城门、道路的修建，政府都有具体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城市建设必须按建筑标准来实施，用严格的要求来规范工程的质量。

  沿袭汉代的传统，东吴王朝着眼于军事和政治的考虑，奉行筑城政策。赤乌三年(240)，孙权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东吴在江南各地新建的城市，是普遍兴筑城垣，城墙上要筑谯楼，城外要挖护城河。建业城中的皇宫太初宫，是孙权建造，“方三百丈”，四面有周长三百丈的墙体围绕。不过，建业都城是有篱门但没有城墙的，以堆土作为城垣。东晋，都城的城墙仍是用竹篱编成，城门是用茅草做顶。南朝都城在城墙的建设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在齐建元二年(480)改土墙篱门为砖墙木门，“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唯设竹篱，而有六门”，到这时才“命改立都墙”。具体做法一般认为是内夯土、外包砖壁。

  东吴以后在各地新建造的城市，一般都是有城墙的。《咸淳毗陵志》卷3《地理三》谈到孙权为阳羡长时，于赤乌六年(243)“筑城周回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二尺，厚称之，壕阔三丈五尺”。阳羡城虽然不大，但城墙的高度和宽度约在一丈二尺左右(约2.9米)，四周有护城河，宽三丈五尺(约8.5米)。南朝不少郡县都有城墙、城楼、壕池，城墙、壕池等是军事防御和防洪排涝工程的统一体。再如常熟县城，萧梁时建立，“因筑城，高一丈，厚四尺，周回二百二十步”。一般县城的城墙高度应该是在一丈左右。

  至隋朝，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如越州子城，隋开皇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杭州州城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乾道临安志》卷2《城社》引《九域志》云：“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对修筑城墙更加重视，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各个城市往往是根据本城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沿用旧城垣，有的新筑、增筑城垣，当然也有一些城市仍然是没有城垣的。中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各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的现象增多，一些州治城市的子城进行了加固，城墙加厚加高，而且这些城市还普遍修筑了罗城。尤其是到了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都筑起城郭，用高高的城墙护卫着城区。当时的城墙是下宽上窄，如唐末昇州，城墙下阔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由于必须考虑城墙的牢固度，建造城墙时非常注意基础部分，夯土层是上阔上窄，渐渐收缩，这样的地基比较牢固。城墙越高，底部基础需要更宽。相对而言，城市级别高，城墙就比较高、比较厚，护城河更宽。

  在城墙和护城河的双重卫护下，人们在城市内生活和生产。城市向外联系的通道是城门。通常城墙会辟有数个城门，城门的数目并不一致，有多有少，要根据道路交通、军事防御和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是否开城门。不少城市为方形或近似方形的，但根据地势辟门，所以有的方向是没门的。如吴国时的铁瓮城仅有南、西二门，而西州城是扬州所在地，西晋永嘉年间修筑，东、南、西各有一门，北垣有学者推测可能有小门。一般而言，州郡级城市由于城市范围较大，所以城门较多，如隋代修的越州有九门，唐初的湖州有七门，杭州罗城城门有十座，南唐金陵有八门。县城一般以四门最为多见，如余杭、新城、武康、江阴都是四门。

  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十分注重城市道路的管理。环济《吴纪》谈到：“天纪二年，卫尉岑昏表修百府。自宫门至朱雀桥，夹路作府舍；又开大道，使男女异行。夹路皆筑高墙、瓦覆，或作竹藩。”孙皓天纪二年(278)，吴国在建业城内大规模兴修府舍，分布在朱雀大街的两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建业城内的街道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大道上行走的男女是分开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么街道上有一定的标志将男女分开，要么街道上有许多管理人员，监督着男女各走一边。至于这里说的夹路，主要是与皇帝有关，建高墙，上盖以瓦片，或建竹篱，主要是为了使夹路中行走的人不让普通人看到。

  六朝城市道路除了男女分道外，官民之间也得分道。

  城市注重对道路的卫生保洁。吕僧珍被征为领军将军，“直秘书省如先，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据此，领军将军的一部分职责有可能是养护道路。吕僧珍用车装了水在御路上洒水，但其他一般的道路就不一定都是洒水的，而且吕僧珍用的是私车而不是公家的车，这显然是一种非常规做法，应该是个人的临时行为，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对道路的保养和环卫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而事实上，江南城市道路的确是有专人打扫的。王敬则任吴兴太守时，“又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令偷身长扫街路，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惩罚小偷的一个办法是让他们打扫街道，这虽然是吴兴郡的特殊做法，但城市街道通常有人打扫却是不争的事实。

城市内的房屋，都是在官员的管理下有秩序地兴建。如六朝时起部是主管兴修官方建筑物的。

    房屋建造要按等级来决定，不能僭越。刘宋荀昶为晋陵太守，“坐于郡立华林阁，置主书、主衣，下狱免”。因为建造的房子超越了规定，官员就要下狱。这一点即使帝王宗室也不能有突破，包括皇太子。齐武帝文惠太子长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制度之盛，观者倾都。上性虽严，太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亘华远，壮丽极目，于是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之，由是见责”。政府对建筑的管理条规是比较多的，如萧齐规定建康城内诸王不得在住宅内建高楼，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临瞰宫掖”。哪怕是官府修建房屋，修缮时都要“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只能在政府规定的具体细则中进行。

    二、江南城市治安、救灾管理

    六朝都城建康的治安是个系统工程，所以治安的防备从城外四周重要地点就已开始，对想进都城的人员从外围进行查验：“自东晋至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城外重要地点设立关卡，主要目的是为了治安的需要，因此津主外，还设置专职的防贼官员。

六朝时期建康宫城出入管理制度较为严格，百官进出都有专门管理制度，时称案籍制度。如建康宫城有五门，南面正中为大司马门，“世所谓章门，拜章者伏于此门待报”。(28)宫城出入，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宋书》卷40《百官志下》“殿中将军”条谈到：“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也就是说，夜间出入宫城，要由殿中将军盘查，而且要手执白虎幡。即使皇帝车驾出入，也是要有一定的出入证明。       

    城市治安管理有许多具体措施。如设立障碍物，加强瞭望相互警戒。前已论及，吴国赤乌三年四月，孙权下诏命令郡县城市为了防止强盗的来临，应该挖护城河，起谯楼瞭望。《晋中兴书》谈到东晋简文帝刚即位时，政局不稳，于是京师戒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警角应该是可以发声的一种号角，一旦发现情况，吹响后可以提醒士兵巡查。

    资料的阙略，使我们对唐代城市管理的具体情况缺乏更多的了解。通常情况下，唐朝州级城市治安管理的大权在刺史手中，“若狱讼之枉疑，兵甲之片遣”，都要上奏。州兵曹、司兵参军掌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应该是协助刺史管理城市大门、治安防盗的。州有法曹、司法参军，职掌“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抓捕到犯人要据法审理。《酉阳杂俎》续集卷4云：“韩晋公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对在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吏问晋公，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悼，若强而惧者。……’”润州城的治安显然是由韩滉总负责，下有吏专门具体承办。唐代城市中的治安管理，应该是有严格制度的，人员配备较为充沛，分层级地落实责任。唐末昭宗龙纪年间，“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其女仆自缢而死”。厢吏应当是街区中的具体治安工作人员。

    由于各城市的行政长官可以抓捕犯罪分子，并据法审讯，关进州县监狱，因此唐代各州均有法曹。上州有司法参军事二人，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八人。下州有司法参军事一人，佐二人，史四人；典狱八人，问事四人。这样的司法人员配备在各县中也有对应的人员，如各州的上县，均有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人，问事四人。下县有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狱六人，问事四人。说明各州、县都有一套完备的司法机构，以关押罪犯。唐中期杭州富阳狱吏名叫凌华，“华为吏酷暴，每有缧绁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县有监狱，其中的狱吏十分残暴。

    碰到水火灾害，江南城市有专门的人员主管救灾。吴越国时，虽然没有专业的消防队伍，但一旦发生火灾，政府迅即派兵扑救，并设置隔离带等方法来扑灭火灾。而南唐各城市的防火可能比吴越国做得更为具体，有专人指挥救火。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马步使应该是具体负责指挥救火的将军。又周业为南唐左街使，与刘姓禁帅“素有隙”。刘帅为“长公主婿”，因而时时想找他的麻烦。昇元中，“金陵告灾，业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上者，上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求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业家语之”。救火是左街使的重要职责之一。

    江南城市疫病流行，由于人口密度较高，死亡率十分惊人，所以政府马上派出使者为疫区送医送药，尽当时医疗技术的可能救治病人。刘宋元嘉二十四年六月，由于“京邑疫疠”，所以“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救助京师感染疫病的百姓。再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二月疫病开始流行，到五月庚申日，唐文宗就颁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从“长吏差官巡抚”句，可知为疫区送医送药的任务中央主要是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来实行的。唐代州一级的地方政府所在地有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和医学生，当发生疫情时，他们能够担负起医疗救治的任务。地方官员也是尽力做到用医药救治。三国初年，吴郡人朱桓为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不但施粥，而且还送医送药。

    政府还着力建立有效的预防措施。如储备充足的水源，预防火灾。六朝时期，城市里提倡建池蓄水，以预防火灾。《乾道四明图经》卷1《州城内古迹七》载：“清澜池在州衙前，直奉国军之门，钱恭惠王在镇日，尝浚之以为御火备。太守李夷庚复浚之，以其泥益镇明岭之卑，薄壮内案山之势。”显然，建筑设计上已考虑到建池蓄水以防火灾。一旦发生火灾，马上击鼓求救，以便人们奔向火场齐心协力相救。王俭尝问陆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闼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叩以集众，相传至今。”因为是茅草屋顶，很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听到鼓声大家就要出来救火，可知城市中设鼓救火是一种传统。

    如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传染源，控制疫情蔓延。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后，对因疫病而死的，“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帮助病家尽快掩埋尸体，杜绝转相传染病菌的可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城疾疫流行，皇帝“遣使按行……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到了唐代，随着医学知识的传播，政府更清楚尸体是重要的传染源，暴露的尸体特别容易将疾病传给活人，因此反复强调要掩埋尸体，并且要求地方官员负责。宝应元年(762)江南大疫后，代宗颁敕说：“其有死绝家无人收葬，仍令州县埋瘗。”大和六年(832)大疫后，文宗谈到：“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按照文宗的意思，如果人全部死亡的，政府出面埋葬；如果没全死但一半死了，或一半以下死了，就减轻户税，主要是让病家用这笔钱来葬死者。

    上述这些政府主动实施的措施，虽然有的是灾后的救助，是应急性的，但也有很多是主动的干预，修筑水利工程，或筑塘堤、海堤，对城市的安全所起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三、城市市场管理

     江南城市都设有一个或几个市场，这是城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从设立开始，就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渐渐趋于完善。六朝至唐五代的市场管理，基本上是继承了秦汉以来有关的法令法规，并有所改造。作为州、郡、县城中最高行政长官的刺史、郡守、县令，他们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必须对市场的运行负责，要关注市场的繁荣，维护商品经营的正常秩序。其次，县一级的官员中，负责治安的县尉也常常会进入市场领导治安工作。

    东吴都城建业设市。为加强对商业的管理，由司市中郎将具体负责市场。凤皇二年(273)，陈声为司市中郎将，“(孙)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孙皓爱妾派人到市场上抢夺百姓财物，结果被陈声杀了，因为陈声要维持市场的秩序。此外，维持市场治安的另一官员叫市刺奸，孙权时潘璋曾任“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

东晋南朝，政府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市场。从现有资料来看，管理市场的官员为市令，有时也称市长。市令是市场的管理者，主管交易上的纠纷。市令下属，有市吏、录事等官员。由于传统社会对商业的偏见，市令地位历来较低。如陈朝阳惠朗为大市令，虽“有吏能”，但“家本小吏”。陈后主即位，“朝廷以(章)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建康的大市管理者就是大市令，由于章华不是出身门阀，所以担任的是一般士人都不太愿意担任的市令。

    市场官员必须将市场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严格按政府规定的开市、罢市时间决定市场的经营时间。大都市的商业活动，理论上必须在白天进行，“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不过，一般的州县市就不一定非得遵守日中为市的规定，因为《周礼》说过：“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贾为主。”要看经营的货物内容，如果纯粹是柴米油盐酱醋蔬菜之类的，一般是早市，而买卖高档奢侈品可能有太阳的时候比较合适，能观察得更为仔细。对江南广大地区来说，市场肯定是从早晨就已开启。《太平御览》卷739引《风俗通》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意谓一清早就能到市场去看货。当然，人们不可能真的会等到日中才交易，看货并不需要半天的时间，因此开市的时间似乎应该就是开启城门后的不久。六朝以后，江南早市比较流行，进入市场的人数较多，货流量也大，交易活动在中午达到顶峰，故又称为日市。

    市场的官员还要管理交易的价格和货物重量。南齐时，少府卿是一个重要的官职，“掌管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职”。毛惠素为少府卿时，齐武帝“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万。有谗惠素纳利者，世祖怒，敕尚书评贾，贵二十八万余，有司奏之，伏诛”。市场上的价格有高低，但毛惠素所购的价格与市场价相去太远，所以断定他贪污了20万。这里告诉了我们市场上的价格一般是相对稳定的，应该与市场对交易商品的价格限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由于市场上存在着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的现象，设置标准衡器，为买卖双方提供重量标准，是一条十分必要的维持商业秩序的措施，是调解市场纠纷的有效方法。吴兴太守王敬则“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枅”，即屠家秤肉用的挂秤衡木，这种秤应是经过市场官员检查过，符合标准的。

    进出市场的人数众多，所以市场常被作为刑场，对市场官员来说，维持刑场秩序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市场一般设在政府机构的附近，将犯人斩首于市中，能起到威吓和教育人们的作用。如齐末孙文明作乱，为官军打败，“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行刑时的秩序，应该与市场官员有关。如《宋书》云：“申坦坐法当弃市，群臣为请莫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上方，寻被宥。”刑场上发生什么问题，市官须向上级报告。

四、城市公共事务管理

    城市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政府都要进行管理。政府在行政、民政等方面，要统计户口、编写户籍、断定户等、征收赋税、征派徭役、规范市场经营、提升学校教育质量、限制宗教信仰。各级行政长官都有相应的职权范围。

    经济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基础，因而政府常会主动出面进行干预，如征收过境税和商税就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六朝时，在建康城外的重要地点征收杂税：“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主津主一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出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城市的经济活动对外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各种商品物资从外地运进，或者从城市中运出，在主要的运输通道关口设立专门的官员征收杂税，是政府管理城市经济的重要一环。这种对城市经济的管理，后代也有仿效。唐代州城中的士曹、司士参军，“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启塞必从其时，役使不夺其力。……致瑰异之货以备国用，是以官无禁利，人无稽市”。士曹就是主管一州内的津梁山泽，主管着城市四周的经济。再如苏轼《东坡志林》卷2《寿禅师放生》称，延寿任杭州北郭税务专知官时，“每见鱼虾，辄买放生，以是破家，后遂盗官钱为放生之用”。延寿在杭州北郭为税务专知官，其征收的可能也是关津税，应当与六朝大体相同。

    政府要出面管理城市的物资供应。江南各地的粮食要供应京师，地方守宰将粮食征调、集中，部分就地存储，部分运输到京师。六朝时往建康运，而唐朝往中原和关中地区运送。国家设置了专门人员负责催督租调，经办上供中央的赋税。一般而言，中央政府所在地消费的粮食数量较大，比如六朝的都城建康，因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必须大量积聚粮食，因而赋税由县转送到州郡，再运到建康。《陈书》卷21《孔奂传》：“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寇，军至后湖，都邑骚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乃除奂为贞威将军、建康令。”如果地方粮食无法运送到建康，粮食供应就不能保证。

    政府明白城市粮食全靠官方调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对粮食的商业流通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保护，希望能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谷贵人饥，彭城王义康让大家讨论怎样解决。刘亮认为：“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他强调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证粮食正常交易。一些富商乘机囤积居奇，政府应下令“积蓄之家”出卖余粮，以平抑物价。如果“交市”顺畅，三吴饥民就不会再受饥荒之苦了。有的地方发生灾荒缺粮，政府就要设法使商路畅通。宋大明八年发生旱灾，宋孝武帝下诏说：“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杖自防，悉忽禁。”通过减免粮食商运过程中的税收，对粮商给政策性的照顾，以保证粮食流通。同时政府同意商人拿武器自我保护。实际上政府已认识到粮食供应，应该由官私共同努力才能确保。

    米价下跌了，政府甚至会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使粮价不至于大跌。如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政府遂打算设立常平仓，“市积为储”。永明六年(488)，“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籴”。这其实是政府出手干涉粮食市场的一种措施，是政府出面保护市场。宣州出产大米，但宣州生产的粮食不够，必须依靠相邻的州县。唐元和初年，路应为宣歙池观察使，“至则出仓米，下其估半以廪饥人”，说明宣州市场上一度无米可售，只能用平时囤在仓库里的租米半价卖给百姓。卢坦任职宣州后，“江淮大旱，米价日长，或说节其价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狭谷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价，则商不来矣。价虽贱，如无谷何？’后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于市以平其直，人赖以生”。

    政府也有许多举措对城市文化进行管理。如政府对城市发展教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又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他令将吏子弟入学，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江南素来是没有官方教育的，从这时起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东晋中央选拔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太元十年(385)二月，又立国子学。刘宋立国后，刘裕于永初三年(422)颁布兴学诏，广延胄子，选备儒官。元嘉二十七年，因战争罢国子学。至孝武帝大明五年，下令“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

    东晋以后，江南城市中都有官办的各级学校，大多是由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兴办的。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个人创办的。东晋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江南城市中有不少官办的学校，如范汪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东晋多位永嘉太守，均以“助人伦、成教化”作为施政的最高追求。如以文辞优美见长的丘迟，在永嘉任太守期间著有《永嘉郡教》一篇，对之前永嘉不重教育进行批评，但反过来足见他对永嘉教育十分重视，同时也透露出了官员对永嘉城内学校教学的关注。

    政府对城市宗教信仰，也常有措施加以引导和管理。如南朝永初二年(421)，宋武帝谈到江南淫祀时说：“淫祠惑民惠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淫祀就是国家并不认可的众神信仰，因为不符合国家的宗教政策，所祀的对象在国家认为可以祭祀者之外。陈后主太建十四年(582)，亦有诏书称：“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政府力求改变这种现状。到了唐代中期，有一些江南地方官员曾对淫祀进行打击。德宗贞元间，于頔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佛教兴衰，可以肯定是和六朝隋唐政府推行的佛教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六朝以后，帝王、官员们凭借着他们的权力，常常拨款维修、兴建寺庙。吏部侍郎齐浣采访江东，见丹徒天乡寺“殿宇倾圮”，“率同心愿善缮理”，进行维修。大历年间，湖州刺史萧定“创建佛室，造三世佛及诸功德等铭”。不过政府也会实施抑佛教发展的政策，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韩滉为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和镇海军节度使，他曾“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并“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韩滉毁拆寺庙，在江南地区造成一定影响。贞元六年(790)，杭州法钦禅师从长安回来后，“州牧王颜请出州治龙兴寺净院安置，婉避韩滉之废毁山房也”。尽管法钦在京师时，相国裴度、陈少游等执弟子之礼，但权掌一方的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抑佛，和中央政府采取并不一致的策略。韩滉的下属王颜不想和自己的长官相左，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

五、余论

    通过我们对六朝至唐五代政府在市政、治安和救灾、市场、公共事务等数方面管理举措的考察，可以看到政府对各级城市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这些管理措施，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如城市的形制、治安、救灾措施、市场商贸、城市物资供应、城市文化和宗教的发展等方面，使得城市规范有序，确保了城市渐渐地向前发展，成为一地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不过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政府过多的管理措施，使城市严格地按照政府允许的尺度，才能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总体上说江南城市的发展幅度十分有限，自六朝至唐朝，城市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式的。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大抑制作用。

——2013年第8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