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尽天下名士，平生强远妇人”的一代大儒

   ——朵渔《熊十力：乱世为儒》 

熊十力责人以善，不惜詈骂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因家贫，幼时曾为人牧牛。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并与一老秀才的女儿傅既光结婚。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19年前后，熊十力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因缘。两人相谈甚洽，梁劝熊研读佛学。1920年暑期开学后，熊再也没有回南开继续当老师，而是直接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拜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之一，学习极为用功，大概也是最穷的一个。熊从来就没有富裕过，徐复观说，熊老师年轻时极为穷困，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当时北大的规矩，讲三门课为教授，讲一门课者，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熊为专任讲师，月薪120块大洋，一直到抗战南迁。

  梁先生谦逊，自谓“不敢讲”，熊先生倒是敢讲，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师生蚁聚一处，究竟有何益处？”要自己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当局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据他当时的学生讲，熊似乎并不擅长讲课，有教无术，因此只讲过一次，便不再上讲台，凡选他课的，便到他家里谈。

  梁、熊二位因缘不浅，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熊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熊也同回。两人均个性十足，我行我素，但梁先生宅心宽厚，常存矜怜之意；而熊则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他口无遮拦，曾放言：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熊虽学问精湛，但日常糊涂，学生中常流传他的笑话。据李渊庭讲，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熊和十几个青年学生搬去同住。当时梁、熊两人均无固定收入，靠稿费维持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16两算一斤，熊一听是半斤，骂道：“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一听哈哈大笑：“这还差不多！”

  牟宗三是熊十力北大时期的学生，“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时的情景时说，“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这真是不简单的“第一印象”。熊门三大弟子中，牟宗三跟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先生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说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而原人、容人、因势顺诱之荃，确无所有”，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正因为熊氏待人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却对熊师毕恭毕敬。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同住。据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与大儒惺惺相惜

  1926年，住在北京大有庄写《唯识学概论》的熊十力因长期的困顿与凝思，积劳成疾，神经衰弱、胃下垂等多症并发。1927年初，在蔡元培先生关照下，他南下杭州养疴，住在西子湖畔之法相寺，翌年又移居孤山广化寺，每月200元生活费，仍由北大发放。熊十力其实是非常注意养身之道的，他在《答谢随知》一文中说：“早起，大恭后餐，不解即不餐，必解乃已，行此数十年如一日。被褥，每晨起必掀抖，以散汗涤尘，件件如是。又每饭后，卧二十分钟必起，散步归来，凝神危坐，喘息定，血脉舒，而后观书用思。”律己不可谓不严，但可惜都是在此次大病之后的事，亡羊补牢也。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在杭州，熊十力还结识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马乃大隐者，为人清高，蔡元培曾邀其到北大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回绝。他理想的传道授业之所是类似古代书院那样师徒切磋道艺的场所，而非贩卖知识的西式学堂。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解放后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大隐不给面子。熊干脆谁也不求，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熊心里不禁嘀咕，难道这位名动东南的名士看不上自己？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

  江南养疴6年之后，1932年11月熊十力重返北大。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装扮成商人，坐煤车再次逃离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痛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次年，熊入四川之璧山。当时北大与清华、南开等校已南迁昆明，联合办学。南迁的北大只收留教授级的人物，熊仅为讲师，联大不收，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专心著述。1939年夏，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要熊前往讲学。1941年熊十力又来到重庆梁漱溟所创的勉仁书院。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在北碚期间，旧雨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此时，郭沫若、贺麟、钱穆、陈铭枢、陶希圣、任继愈等都曾前来探望。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道：“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也正在此时，徐复观前来拜熊为师。徐复观回忆说，熊先生曾告诫他，要做学问，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熊自己就很少和老婆住在一起：“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徐注意到，当时“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但熊似乎惧内，说完那番话，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此后几年，熊十力返武汉，上北平，复入川，赴南粤，居漆园，蛰居幽愤，骂尽天下名士。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2016年第23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