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的姿态  醉侠的思维

        ——杨义《李白诗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分析》

一、中华文明史上黄金时代的天才诗人

　　李白名满天下的时代是公元8世纪。这是以开元、天宝盛世为标志的中国政治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以李白、杜甫和王维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李白是处在盛极千古的，既是国家民族的黄金时代，又是诗的黄金时代的交叉点上。

　　李白的诗歌是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自信，同时又视野开阔、意气飞扬的一种表达。李白出生于碎叶，幼时最原始的记忆是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他五六岁到四川定居，二十五岁离开四川，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漫游到四十岁。所以，李白是以胡地的风气、胡化的气质和长江文明的气象，改造了盛唐的诗坛。 

　　李白怎么样改造中原文坛的呢？以《把酒问月》为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这是别具风采的盛唐人的姿态。诗人借着酒兴，与月对话，对人生和宇宙的秘密进行哲理追问。但月亮是什么时候有的？无从作答。他问的是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深层奥秘。这样的问题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中出现过。诗人问月时，半含醉意，半呈天真，人和月之间进行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浑融。所谓攀月不得，讲的是人和月远离。但月行随人，讲的却又是人和月相近。在这一攀一随的动作中，就包涵着非常丰富、生动的生命感。唐朝人对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国诗歌最美好、最透明的一种想像，跟月亮有关系。譬如，比李白大十一岁的张若虚写过一首乐府诗叫《春江花月夜》，诗人面对宇宙的苍茫空间，发出一种哲学的叩问。但李白的《把酒问月》比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多了一点神话的想像和超越性。李商隐也写过《嫦娥》，李白比李商隐多了一些博大的、空明的对生命的质疑。所以李白的诗上承张若虚，下启李商隐，富于超越性和很强的主体性，创造了一种酒道和诗道、人道和天道相浑融的境界。

李白诗对盛唐气象的表达有他独特的美学方式。这集中体现在三点上：第一是醉态思维；第二是远游姿态；第三是明月情怀。李白以醉态把自己的精神体验调动和提升到摆脱一切世俗牵累的、自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他一生爱入名山游，以远游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胸怀，把雄奇和明秀的山川作为自己辽阔、博大精神的载体。同时，他又用明月这个意象，引发人和宇宙之间的形而上对话。所以说，李白精神上的关键点是醉态思维、远游姿态和明月情怀。

二、醉态思维的审美原创和文化内涵

　　醉态思维是盛唐时代的创造。开元、天宝盛世创造了一个醉态的盛唐。

　　与李白的醉态思维有关系的重要传说有三个。一个叫金龟换酒。

　　第二个叫饮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第一个写的就是金龟换酒的贺知章，八仙中有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琎，还有左丞相李适之、风流名士崔宗之，还有坐禅念经的，还有书法家、布衣，包括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盛唐，诗人、贵族、丞相、名士、书法家、布衣都在醉态中打破了等级隔阂，一起享受盛世的文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第三个与李白醉态思维有关的故事，就是他醉赋《清平调》。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后来还有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的传说。

　　诗酒风流，是盛唐一种风气。“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看看喝了多少杯酒，百年一千万杯！在醉态盛唐，在国家、民族元气淋漓的时代，诗人借着酒兴，用诗歌表达了一种文明的精彩和对这一文明的自信。诗人借酒力创造了诗之自由和美，我叫他醉态思维。醉态思维与中国诗歌传统联系密切。中国诗歌史有半部跟酒有关系，起码百分之三四十的作品都写到酒。韩愈叫诗酒风流为“文字饮”，拿文字来作下酒菜。苏东坡的酒量不太大，有酒兴没酒量，所以经常喝得烂醉。他称酒是“钓诗钩”。

　　既然诗酒风流是中国文人的习尚，为什么偏要说李白创造了醉态思维呢？中国诗歌史，从《诗经》开始，就写了很多酒。到了魏晋六朝，竹林七贤用酒来避世，“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喝得个昏天黑地。“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阮籍《咏怀》）。这个酒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还不是他诗歌的思维方式。到后来，陶渊明的《述酒》诗写了好多，酒对诗歌的渗透更深了一层。但这个酒还不是他的思维方式，而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他的一种人生境界。我们再看书法。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写到喝酒，但我们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上，能看到一点醉态吗？看不到的！看到的只是晋人那种清静、潇洒的风貌。而到了盛唐，草圣张旭、怀素，他们喝醉了酒，拿着头发，蘸墨，在纸上写草书，满纸云烟，醉态淋漓。这个醉，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笔墨里去了。李白也是这样。“李白一斗诗百篇”，李白有酒才能够诗兴勃发。他创造了一种思维状态。李白的诗像《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上、大海、黄河，开阔的宇宙空间；早上、晚上，鬓发变白了，成雪了，瞬息变化的时间，融合在一首诗里，时空都在李白操作之下。杜甫写愁，白发变短；李白写愁，白发变长。“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是容易见到的。至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就成了千古一见的奇句了，谁见过盘起来有几层楼高的头发垛子呢？这种愁也愁得匪夷所思，愁得具有盛唐魄力，愁得带有醉态的想像自由。在李白的不少诗中，文字句式也完全打破了正常的中文表达顺序。譬如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么一种句式非醉态不办，他用醉态把自己的心灵调到了一种巅峰的生命体验状态，人间的时空限制、循规蹈矩的语言顺序都打破了。在诗歌发展史上，魏晋六朝一直到唐李白，才挥洒自如地把醉态、醉态中的巅峰的精神体验变成了诗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人类诗歌史上最精彩的诗句，最奔放、最具超越感的诗学境界。

　　醉态思维对诗歌来说具有本质性的价值。清朝有个诗论家叫吴乔，他把文比作饭，把诗比作酒，对文体的异质性作了极妙的形容。这个酒意或者醉兴是诗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做诗的一种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所以它对诗来说具有本质性的价值。

李白以胡地的风尚、胡儿的气质和长江的气象改造了中原文明。醉态就表达了李白胡地的气质。他喝酒不是喝闷酒，不是像杜甫那样喝苦酒，而是把胡人的、胡化的豪侠气质注进酒中。他写过：“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还写过：“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这个天上的谪仙人，“长安市上酒家眠”。李白的醉态思维是他用胡地的风气、游侠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种方式。

三、远游姿态的胡化气质和南朝文人趣味　　

　　李白的远游姿态包涵三个因素：一个是胡化的气质；一个是慕道求仙的意愿；一个是南朝文人的山水趣味。

　　李白二十四岁离开四川，辞亲仗剑远游。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四川。晚年流放夜郎的时候，他当然到过三峡，写过“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句。但他到了三峡还没有进川，就被赦免，又回到了长江中下游，爽爽快快地写了“千里江陵一日还”。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不是把四川，而是把离开三峡东去叫做“还”。这个“还”与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个“回”不一样，是有不同的精神指向。读懂这个“还”字，才算读懂李白远游姿态的精神指向和文化内涵。他第一次出川到荆州后，写了：“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从四川流出来的水，一直送他到荆门以外。但是楚国山随平野尽的开阔意识、月下飞天镜的宇宙开阔境界，令他产生一种新的感动。李白远游是去交朋友，去看山水。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由，远游成了他的人生形态。这一形态中注入了一种精神自由的追求，“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他的远游是深入民间的远游，“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跟渔人、商人混迹在一起；他隐居，但没有割断跟俗人的交往。

　　当然李白的远游也有游侠的意气，甚至有胡化的风尚，所以他的诗歌中写游侠的诗篇很多。除了这些之外，李白的远游还包涵着道教色彩。道教求仙的远游方式，为他神游物外的精神自由和探究造化本原的宇宙意识，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使其带有宗教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李白拥抱祖国山川的名山游，接上了南朝文人的审美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他的远游姿态是胡化习气、道教追求和山水诗人审美体验的结合。唐朝人都爱旅游，在盛唐人的心目中，“烟花三月下扬州”，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而李白更喜欢的是名山，他有一种名山情结。他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为什么喜欢去旅游呢？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他反复表达：“久欲入名山”；“愿游名山去”；“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喜欢去欣赏那种清远的神工鬼斧的山水。他有一首诗叫做《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

　　李白这种魂系名山的不倦游兴，是跟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风分不开的。这种风尚包涵着一个了不得的惊人发现，自然山水中蕴藏着作为人文精华的诗，山水游也就成为他的诗魂之游。

　　在李白的诗中，我们经常看到“万里游”、“欢游”、“游赏”和“梦游”的字样。他做梦的时候都在漫游：“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这种游，是与精神、灵魂和诗魂结合在一起的游。李白开发出中国山水的很多精彩东西。他把中国山水崇高的、神奇的或者清远的意境开发出来，写成了与我们国家雄伟奇异山水相称的诗。李白诗中的山水是大境界的山水，这跟中晚唐之后的小山小水不一样，跟普通的山水不一样，跟谢灵运体现在山水里面的具体细微之美也不太一样。他对山水充满着一种游动的、生命的体验。譬如他写的《望庐山瀑布》，这是唐朝最好的绝句之一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用诗把中国的山水名牌化了。而且中国的山水在他的诗歌里，变成了一种人文的象征，变成了一种新的体验。他好以天的视角看山水，以天观物，来云游名山大川，又交织着好多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故事，从山水里面来探寻精神的历史。名山巨川、名胜古迹为李白提供了一种探讨宇宙洪荒、出天入地、阐发道的趣味的载体。

在名山游和对名山的吟咏中，李白把盛唐的气象和魄力，注入了中国的山水诗学之中。清朝有一个人说，“‘大’字是工部的家畜”；而“雄奇”二字是李白的绝招。譬如李白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讲：“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他还讲：“黄河如丝天际来”；还讲：“黄河捧土尚可塞”。总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黄河在李白的心灵时空中，可以擒纵伸缩，显示出创造主体面对着这个民族的母亲河的非凡的魄力和气象。李白的远游既是山水之游，又是诗魂之游，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由的精神空间的寻找。 

四、明月情怀的个性体验和民俗转化　　

　　李白在远游中虽然带有胡人的气质，但是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这种乡愁与明月情缘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他为农业文明恋土恋家的乡愁奉献了晶莹的明月意象。

　　他写过一首很简单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十个字，妇孺皆知。为什么这么一首诗能够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其实，它表达的就是与人类生命的本原相联系的一种原始记忆。“床前明月光”，天上的光明之客，不请自来，来造访我；“疑是地上霜”，心境中一片晶莹、清凉，渣滓悉去。这就为人和月相得、思通千里准备了一个清明虚静的心理机制。而在举头、低头之间，人和月产生了瞬间的精神遇合。瞬间的遇合激发了一种具有恒久魅力的回忆，那就是对童年时代故乡明月的回忆，以及对“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时空界限的穿透和超越。由瞬间的直觉，达到了精神深处的永恒。这就是李白脱口而出之辞，却令百代传诵不已的奥妙所在。

　　李白是四川人，他的故乡月的复合意象，就是特殊地体现为峨眉月。他有一首诗叫做《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人和月相得，这么一种思维，把生命赋予山、月、秋、江。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中有好多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在以峨眉月为贯穿性意象中，参差错落。诗人通过这些地名，把一种离别的留恋之情，自自然然地、层层叠叠地表达出来。

　　“峨眉月”成为扎根于李白生命本原的一个意象，后来，李白五十九岁时，有一个和尚到长安去，他还写了一首《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送行。“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李白捧出了心中的那轮峨眉月，把四川来的和尚当成峨眉客，用这轮明月伴着他一起到长安去。

　　李白谈到月时，用到两个字“得月”，月得吾心，人与月相得，以表达他与明月的精神联系。神话思维的介入产生的超越性本身，包涵着亲切感。人和月相得，这个“得”字有双重性，既是获得，又是得宜；既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外探求宇宙的奥秘，又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内反观心灵的隐曲。李白在流放之后，回到湖北江夏，写过一首诗，说：“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他还是想着家乡峨眉的雪；“窥日畏衔山”，太阳下山了，山把太阳吞下去了；“促酒喜得月”，催促上酒来，很高兴得到这个月亮。他流放遇赦东归，在长江的船上，内心的忧愁散去，一线生命的喜悦油然而生，和天上的明月浑然契合。他在登岳阳楼时写过一首诗，说：“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雁飞走的时候，把我的愁心也引走了；山含着好月，非常晶莹光辉的月亮来了。在雁引山衔的万象动静中，很微妙地写出了人得月的喜悦。 

　　这种喜悦，借着我讲的李白的醉态思维，有时候达成了一种天上人间的精神契合。这种精神契约一旦达成，既可以把人请到天上去：“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也可以把月亮请到人间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这种借酒兴达成的精神契约，当然是以那首《月下独酌》表现得最为出神入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是诗人的醉态好像也感染着月亮和影子，当他醉醺醺地载歌载舞的时候，月亮和影子也活泼泼地行动起来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尽管最后“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但他所追求的最终还是达成一种永志难忘的精神契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诗人的酒兴和醉态在崇拜孤独和拒斥孤独的精神矛盾中，创造了一种人月共舞的心理神话。

　　“得月”这种人月关系和醉态思维具有深刻的因缘，这种因缘联系着宇宙意识。《月下独酌》就联系着这个宇宙意识。人月之思也联系着乡愁，联系着宇宙，甚至还联系着李白的西域出生地。这就是他那首把人伦之情和民族之情紧密联系起来的乐府《关山月》。李白在《关山月》里面，把明月的意象思维推到一个新阶段，在一种新的精神层面上综合了“关山夜月明”的壮阔和“明月照高楼”的深婉。他赋予明月意象以盛唐的雄浑，一种从容自由的雄浑。

　　明月与文人诗歌关系极深，这大概是我们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中使用最多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的意象。由于文人雅趣和文人所写名篇的传播和渗透，明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深的情结，最终化成了民间的节日风俗。这是一个人类文化学的有趣命题。

　　李白的醉态，李白的远游，李白的明月，对中华民族的天上人间体验，做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情画意的开拓。而且，这种开拓带有盛唐的气魄。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绝的诗酒风流传统，同时又借助于胡地以及黄河、长江文明的综合气质，用一个谪仙人的风流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体验、审美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形式。李白既有胡地的体验，也有长江和黄河的体验，更有在长安对高层政治和文化的近距离体验。因此，应该说，他是中华民族多重文化浑融一体的一个伟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