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价值观比较研究

              宋志明

   一、求道即求真

　　“道”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本体论观念，两家都把道视为意义世界的终极依据。从这样的本体论出发，两家都把道看作价值的本源，把求道当做最高的价值目标。道是真实的本体，求道就是求真。

道家所说的道，一般是指天道，表示一种理想的、超验的精神境界，比较强调道“自在”的意义。道家创始人老子首先把“道”与“真”联系在一起，认为真是道的本质规定，是对道的摹状，是对道所作的价值判断，表明道是判断真实性的准则和尺度。

老子所说的道之真，既指事实意义上的真，也指价值意义上的真。庄子把得道之知叫做“真知”，把得道之人叫做“真人”。所谓真人就是进入天人合一、与道为一的境界的人。真人与俗人的区别在于，惟有真人的人生才是“精诚之至”的人生，没有半点虚 伪。贵真就是崇尚道之真，追求道之真，归依道之真。真人去掉一切人生的假面具，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他敢哭，敢怒，敢笑，敢爱，敢悲，真正是在性情中之人。

　　 道家特别重视人类内在品格精神，特别关切终极价值。他们的价值观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包含着现实批判主义的因素。他们对道之真的向往，也是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他们把道作为衡量社会合理性的最高标准。由于对现实社会抱着批判主义的态度，一般来说，道家对政治没有热情，对功名不感兴趣，甚至远离朝廷，鄙视权贵，宁愿选择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方式。 

　　在道家贵真的价值取向中，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的。因此，他们求道之真的途径不是现实的、经验的，而是理想的、超验的。在道家的学说中，道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认识对象，而是领悟的对象，因此求道的途径与求知识的途径不能一样。老子明确地把“为学”与“为道”区别开来：“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是求关于事实的知识，当然要采取经验积累的办法；而为道是求关于价值本体的知识，不能采取经验积累的办法，而应当采取排除的方法，即排除有违于价值原则的错误观念，树立道家所认可的价值观，这是其一；其二是通过精神境界提升的途径，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所谓“无为”，就是排除种种不符合“道”的私心杂念；所谓“无不为”，就是与道为一，获得对于道的精神自由，运用道的原则为人处世。老子看到价值的认识与事实的认识之间的区别，这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但他把二者对立起来，很容易导致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道家后来之所以演 变出道教，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所说的道，一般是指人道，表示一种理想的、入世的人格，比较强调道“自为”的意义。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把道定位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强调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在人生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仁”，因此在儒家那里，求道与求仁是一致的。

孔子的后学思孟学派一方面继承孔子在人生实践中求道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从“道德形上学”的角度论证价值本体的至上性、终极性。他们把“道”与“诚”联系在一起，把孔子的人道观念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诚”和“真”是同义语，求“诚”也就是求“真”。他们把终极价值的实现分为两个层面：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在理想层面的圣人，进入与道合而为一的最高境界，取得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二、求善与求美

　　 求真是对终极价值的关切，然而真善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求真必然涉及求善和求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善是对道德价值的关切，美是对艺术价值的关切。所谓“善”，是指主体需求同社会存在的必然性相符合并且得到满足；所谓“美”，是指主体需求同自然存在的必然性相符合并且得到满足。社会存在是人化了的存在，“善”表示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同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自然存在是客观的存在，“美”表示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和谐，同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没有关系。儒家基于“求诚”的价值取向，求善、求美，但以求善为重点，注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道家基于“求真”的价值取向，求善、求美，注重理想对现实的超越。

　　 孔子明确地把善和美定位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提出“尽善尽美”的命题。在他看来，美与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很重视乐曲的美感效果，陶醉于《韶》乐，竟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并且发出“不图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然而，他更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并且强调善高于美。在对艺术作品作审美评价时，他主张先善而后美，以美比德，以美陶冶道德情操。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欣赏自然美，乃是因为自然物的形象表现出与人的美德类似的特征。例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有时区分为形式美和内容美，把前者叫作“文”，把后者叫作“质”，主张把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形成中和之美，既不能偏于“文”，也不能偏于“质”。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为君子。”孔子有时也把美当做善的同义语，认为美就是美德，就是完美的人格，即君子。君子“里仁为美”，具体地说，就是具有五种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总之，在孔子的价值观中，美从属于善，善主导着美。他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里仁为美等观点，构成儒家价值理想的基本特色，对于中国 人的民族性质、民族心理形成极大的影响。

　　 儒家从“道之诚”出发求善、求美，道家则从“道之真”出发求善、求美。老子从“道不可说”的本体论出发，不承认形式美的有用性。他指出，同“道之真”的理想境界相比，世俗世界中的形式美是不真实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如果过分地追求形式美，将背离“道之真”，扰乱人们的心智。老子从“道不可说”的本体论出发，也不承认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离开“道之真”的理想标准，单纯倡导世俗的道德规范，很容易导致伪善，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认为，世俗世界中的所谓美、所谓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总是同不美、不善相对而言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三、成圣与合群

　　 追求真善美，归根到底还是做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儒道两家根据各自的价值观，设计了各自向往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理想人格是个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叫做圣人。理想社会是群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儒家设计的是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道家设计的是“小国寡民”和“圣德之世”。

　　 孔子把圣人看做最高的人格，看做值得众人效仿的楷模。儒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圣人的形象。 

　　 首先，圣人是仁德的化身。孔子把“圣”与“仁”并称，程颐则明言：“圣人，仁之至。”周敦颐把“圣”与“诚”相联系，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在圣人身上，充分体现真善美的价值，堪称完人。他尽善，尽美，尽诚，亲亲，仁民，爱物，集中了人类所有的优秀品格。

　　 其次，圣人是凡人的楷模。孟子说法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法是“途之人可以为禹舜”。普通人经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不断地慎独修身，恪守道德规范，提升精神境界，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叫做“超凡入圣”。

　　 再次，在处理“出”和“处”的关系时，圣人奉行“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到朝廷中担任官职，叫做“出仕”，简称为“出”；不到朝廷担任官职，在家耕读，叫做“处”。儒家是主张出仕的，希望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对民众有所贡献。子贡请教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答复是：“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儒家不反对出仕，但不以此为目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是否出仕，要看能否实行君子之道。如果朝廷奉行君子之道，当然可以出仕；反之，就应该拒绝出仕。但圣人无论是出仕，还是处家，都不放弃行道的责任，不推卸对社会的责任。用孟子的话说，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叫做“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 焉，分定故也。”

　　 最后，在处理德才关系时，圣人把德摆在首位。

　　圣人也是老子敬慕的理想人格，他对圣人的描述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庄子把老子敬慕的圣人引申发挥，又提出至人、神人两个观念，其实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圣人的描述而已，进一步凸显道家理想人格的特色。道家塑造的圣人形象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圣人是“与道为一”的逍遥之人。圣人神游“无可有之乡”，心寄“无物之初”，乃是道的化身。方东美在比较儒道两家的圣人观时指出，儒家的圣人是“时际人”，给人以历史感、现实感；道家的圣人是“太空人”，给人以超越感，仿佛从高空远观地球。圣人与道合为一体，精神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进入逍遥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其次，圣人是超凡脱俗的散淡之人。儒家的圣人与众人同类，因而主张“超凡入圣”；道家的圣人是逍遥之人，与众不同，因而主张“超凡脱俗”，即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

　　 再次，圣人是“由技进道”的高超之人。庄子用“庖丁解牛”的寓言，肯定了由“技”进于“道”的可能性。与此相关，道家对“才”的态度与儒家也不相同。儒家不排斥才，也不正面谈论 才。庄子则主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由上述可见，儒道两家的圣人观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才构成儒道互补关系，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如冯友兰所说：“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能使人外物。能负责则使人严肃，能外物则使人超脱。超脱而严肃，使人虽有‘满不在乎’的态度，而却并不是对于任何事物都‘满不在乎’。严肃而超脱，使人于尽道德的责任时，对于有些事，可以‘满不在乎’。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中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是 ‘中国人’。”

　　 从各自的圣人观出发，儒道两家设计了各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儒家设计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关于大同之世，《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老子设计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庄子比老子更为极端，认为“小国寡民”还不够理想，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是“至德之世”。在他们描述的社会里，人民的生存得到很好的保障，“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与动物和睦相处，与他人和睦相处；没有交往也没有冲突，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大家和平相处，从来也没有战争的发生，无疑是道家式的小康社会。道家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倡导群体观念，但他们明确地表示反对危害社会群体。如果人人都不危害社会群体，社会群体自然而然就安宁了。庄子认为儒家到处进行仁义说教，努力维系社会群体，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两条鱼在即将干涸的车道沟里“相濡以沫”，不如谁也不管谁“相望于江海”。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并不积极地维系社会群体，其实，他们运用“无为而无不为”的逻辑，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维系社会群体的美好意愿。在维系社会群体这一点上，儒道 两家可以说殊途同归。

         ——2004年第10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