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皓(可信财商):亲戚这个物种正在中国大面积的灭绝---“年味越来越淡,亲戚越来越远”恰恰是社会
亲戚这个物种正在中国大面积的灭绝
“年味越来越淡,亲戚越来越远”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非世风日下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珂芯资产
一、春节真正被国人重视也就是建国后的事,这有政府的刻意推动,但更多是基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
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春节可算是当前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了,但与西方的宗教节日不同,春节是农耕文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岁时节日
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春节起源于虞舜即位时,初次年头岁尾带领部下祭拜天地
在中国历史上,对春节有不同的称谓,秦时将其称为上日、元日,两汉时有岁旦、正旦之说,魏晋南北朝时称岁朝、元首,唐宋称岁日、新元,清朝则开始称元旦、元日
但是,一直以来,虽然春节是个传统节日,但是国人对其重要性的权重远不及当下
事实春节仅仅是最近一百多年“被发明的传统”,也就是说人们自以为“古之即有”的传统,恰恰却是当代人活生生所创立的
春节真正被列为全体国人关注的节日应该起源于1912年
当时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
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此日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
所以说,现在我们过的春节,其实只有110岁
春节也就是建国后被国人高度重视的,其实在建国前春节在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并非如当前这般重要
建国后,春节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从腊八节起到元宵节止的全民性大节,这有政府的刻意推动,但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吻合,即春节能被国人如此重视更多是基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
建国以后,国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解决温饱,温饱就意味着生活水准无法完全如人所愿,需要收敛
但是,随着收入的持续提高又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放纵性”消费,阶段性改善生活水准,春节自然成了最佳选择
诸如以前在农村,全社会都会用一整年的时间养一头猪,而在腊八之后将其宰杀,用于未来一整年的消费
而在春节时,整个社会都会在一年的食肉紧缺后得到一段时间的放纵,自然全民皆大欢喜,新鲜猪肉带来的喜悦与春节融为一体,而社会潜意识将其归咎于春节,自然对春节有了绝对的好感
小孩子会穿新衣服与有压岁钱,自然感觉超好,而社会整体收入上升后,孩子对新衣服和压岁钱的喜好远不及温饱时期,自然年尾就淡了
二、春节更多是社会处于温饱阶段的节日,而一旦整个社会解决了温饱,把日子过成了年,年也就不是年了,“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迁速度极快,最大的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持续质的跨越,再无需春节一段时间来彻底满足消费需求,把日子过成了年,自然“年味”就淡了
在我小时候,过年时首先要杀猪、做新衣服、发压岁钱、购置年货、条件好的家庭会给小孩买新玩具,尤其在极其“短暂”的时刻享受,稀有自然决定仪式感十足,自然整个社会对“年味”天然感觉超好
但是当前物质富裕,把日子过成了年,年也就不是年了
每天有肉吃,有新衣服穿,小孩买玩具也无需择日,尤其吃饭成了负担后,“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春节更多是社会处于温饱阶段的节日,而一旦整个社会解决了温饱,“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的春节比城市更热闹,城市越发达,“年味”越淡的主要原因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每个人,尤其新生代的年轻人所追求的目标多元化,没了季节,年自然也就不是年了
在我认识的一帮创业者中,这类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企业做起来,对过年根本没有意识,在春节期间依然在家里继续工作,貌似过年成了电视里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我最近二十年中最大的感悟就是一旦有了更重要的追求目标,春节的仪式感再存在的意义自然荡然无存,自然“年味”也就淡了
尤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部分家庭成员定居城市,部分定居农村,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通常都会借助春节进行团圆,这是中国独有春运的关键
但是,一旦城市化彻底完成,城市人对农村自然就少了牵挂,也没了春节再回农村的动力与意愿,年味也就淡了
三、社会的众多诉求可以借助市场解决,对亲戚帮衬的依赖度大减。社会活动范围增大与独生子女现实,让年轻人潜意识对亲戚没了意识,亲戚自然也就越来越远了
春节与亲戚是高度一体的,在传统的春节中,过年主要过的是家人与亲戚
在我的老家有个传统就是春节期间非亲戚不串门,否则会让人觉得不懂规矩,干扰人家家人的团聚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农耕时代,亲戚间相互帮衬与互助,有极大的利益牵扯
在我小时候,亲戚间会相互资金拆借,一家有难,其他亲戚会出手相助,诸如遇到婚丧嫁娶,如果离开亲戚,自己在很多领域将会举步维艰,所以,借助春节维持与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市场足够发达之后,市场替代血缘弥补了社会的正常需求,社会所遇到的需求,都能够通过花钱,诉诸于市场解决,亲戚间再继续维系的根基自然就受到了动摇
所以,借助春节走亲戚的意愿也就不强烈了,亲戚也就越来越远了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耕时代,社会的活动范围极其小,通常处在一个村或者一个镇,婚姻缔结也逃不过这一范畴的桎梏,所以现实决定社会相处的圈子更多是周边的亲戚之间
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延伸至全球,而非拘泥于一个村子,或者镇子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由亲戚演变为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
尤其亲戚不具选择性,不对付难免尴尬,有时候迫于现实环境所迫,即使不喜欢,为了维系大环境的稳定还得勉强笑脸相迎,让人异常不舒服
但是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选择,尤其在社会活动范围增大时,共同预言成了亲戚间相处最大的障碍
社会多元化与收入差距拉大后,亲戚间在认知、价值观、职业等领域截然不同,聚在一起根本无话可说,所以就剩了攀比
尤其自我记事起,貌似就很能折腾,自然就成了被攻击与妒忌的对象,后来玩的很极端,帮忙被亲叔叔搞的极其狼狈,让我更反感亲戚
共同预言却是选择与维系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这类精准化圈子的唯一条件
所以,一旦社会的活动范围扩大,放弃亲戚就成了必然选择,亲戚间自然会越来越远
核心亲戚是兄弟姐妹间,在我们的父辈中动辄姊妹六七个,甚至十几个,这种家庭在老人在世时为了给老人一个安抚,大家自然会在春节时欢聚一堂
但是在独生子女时代,本就没有兄妹,这类群体从一出生就没有亲戚的概念,潜意识认为亲戚是父辈的事,自然对亲戚没了好感
父辈一代信奉的是群体、亲情、面子、礼节、形式,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是为这些东西而活,而下一代人早已浸泡在城市文明中,信仰“规则至上”、“利益大于血缘”,将性别平等、婚姻自主、尊重个人空间等远远置于父辈所推崇的价值观之上
一旦缺少利益与共同话语权的牵扯,亲戚间自然会演变为攀比与相互诋毁,而追求舒适是人的本能,一旦维系亲戚毫无价值,还需承担极大的负担时,人的潜能就对亲戚有所排斥
我一直在回避亲戚之间的相互妒忌与诋毁,虽然躲在2000多公里之外,但是依然时不时烂事缠身,这让我对亲戚更反感
在我小时候,尤其是冬天,家里亲戚超多,极其热闹
西北的冬天很冷,所有的人都闲着,没事干就通过串亲戚来度过漫长的冬天
主要当时大家都穷,文化层次比较低,获取精神愉悦的主要方式就是走亲戚、拉家常、家长里短、参加亲朋好友家的婚丧嫁娶活动
我对这种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事极其反感,总觉的是认知不足的表现
但在整个社会娱乐活动多元化与收入上升之后,社会追求精神享受的途径开始多元化,走亲戚远远排在旅游、休息与学习等之后,亲戚自然就不亲了
诸如在疫情爆发之前好几年我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根本没有任何中国传统的“年味”和“亲戚”,但是极其愉悦
疫情爆发之后这两年的春节我都安排了大量休息、学习和思考时间,偶尔约几个朋友喝喝茶,小聚一番,感觉超好
四、结论
在我们这类第一代来上海的人看来,走亲戚貌似真成了穷人阶层的活动
有时候听到有人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串门,尤其还是外地的远亲相互走动而耽误工作,我从潜意识中会觉得不知轻重
之所以上海人亲戚间关系冷谈的主要原因就是自身的诉求都能够借助市场来解决以及活动范围太大,可选择的过多,自然对亲戚没太多的牵连
另外,上海人接触的面广与可选择的多,亲戚的价值就更无足轻重了
过年也是,每年春节都会有脱离传统习惯的工作、学习、休息与娱乐活动,而走亲戚根本没有任何安排,“年味”也就荡然无存
但这绝非世风日下,而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随着收入的提升,每个人有了新的社交圈与利益诉求,对亲戚的依赖与相互交往的频率也就大幅降低,自然亲戚不亲,年味也就淡了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在进步,收入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貌似我现在在与亲戚处理关系时首先想到的是当年谁帮过我,时不时给予反馈,聊以心理的慰籍,而对曾经不愉快的亲戚想起来都觉得是负担,潜意识刻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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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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