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昌黎果树研究所里一群1973年插场的知青聚集在一起，议论起这些年来每个人的兴衰，大家都伤感地说：“这些年来就属你最倒霉，就剩你了。”这话不无道理，所内一同插场来的知青，除了仍在果树队工作的以外，凡是在行政科室工作的，现在大都混上个中层领导，凡是取得了大专学历的，基本上也都在1993年获得了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二者都没混上的，也都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满意的住宅，可我却一无所获。

    在同龄人中，经济上较有实力的，大部分人都投资五、六万元自建起北京平式的住宅，钢筋水泥结构，内装修的豪华、气派，一个赛着一个，令人惊叹不已。参观者进入他们的住宅，顿时目不暇接，大饱眼福。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也都住进了新落成的75平方米的集资住宅楼，内装修也颇讲究。

    我不否认：由于多年来赡养年迈的公婆、抚养小姑并治疗她严重的癫痫病，我家经济上一直处于十分拮据的境地。我也承认在如今的时代，贫困并不光荣，而且被一些人瞧不起。但是我觉得自己仍有值得自豪之处，那些搬进新宅的同龄人，他（她）们哪里知道，我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别人谁也不曾得到的。我得到了中国园艺界两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刘恩晨和张艳老师的理解、帮助、支持与鼓励，这是人世间最博大、无私、真诚的善心壮举，令死神止步，令苍天动容！说实在话；没有《北方园艺》，没有刘恩晨、张艳老师的鼎力相助，就不会有我走出低谷的未来。

    我1997年7月20日曾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家庭生活指南》杂志社投稿弘扬刘恩晨、张艳二位老师的善心壮举，题目是《来自冰城的春风》，但是本文未能发表。

    我最后一次接到张艳老师的来信是2005年9月，我寄到她卖农药的门市部的回信被打回来了，可能是她的门市部搬家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尽管我与二位老师失去联系，但是我至今仍铭记刘恩晨、张艳二位老师在我最艰难、最困窘的时刻向我伸出的援助之手，我永远感谢二位恩师成人之美的善心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