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助研又落选 

    1995年6月1日，在昌黎果树研究所中级评委会上，我以一票之差又落选了。我丈夫一气之下把7岁的儿子重重地摔在床上，孩子吓得嚎啕大哭。他绝望地喊着：“完了！全完了！”他本以为我这次评上中级职称秋后分房就可以把他的父母接来住，现在他精心构置的与他父母团圆的蓝图一下子毁于一旦！我心里更是难过。

    这时，所里一位同志对我说：“省农科院今年有机动名额，你的条件这么过硬，又有成果，又有著作和论文，为何不到农科院找一找？也许能有一线希望。”

    我听了有些心动，可是《北方园艺》第3期的样刊我还没有收到，若真像人事科长说的那样，我出版的苹果栽培书籍和发表的那些技术性文章都不能作为破格的条件，我不是白跑一趟吗？农科院朝我要破格的凭证，我怎么如数交付呢？好在第3期已经出版了，6月4日，我给《北方园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我评职称急等着用，请他们把第3期的样刊尽快寄来。

    6月7日傍晚，我收到《北方园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很抱歉，你的稿子第3期没排上，因稿量太多，依次排到第4期。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望保重。”按我交稿的日期，我的文章能排在第6期就不错了，虽然第3期没排上，能排到第4期上，编辑部已经尽最大努力往前安排了。于是，我不再等了，带上了和职称评定有关的材料、证件，当夜坐上了去石家庄的214次列车。

    次日下午2点，我到达了省农科院，径直走进人事处。连夜乘车加上天气炎热，我早已是疲惫不堪，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喉咙里像燃着一团火，干渴得厉害。人事处一位年轻的同志递给我一杯水，我端起来一饮而尽。

    这时，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走进来，年轻的同志说:“这就是新上任的处长，你和她谈吧！”

    我说:“处长，我是从昌黎来的，今年的中级职称......”

    我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打断我的话，大声地朝我喝道：“职称的事找你们所领导！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去找你们所领导！”

    我和颜悦色地说道：“处长，我千里迢迢到这儿来，是相信您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就不会来了。”

    “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去找你们领导！”她又一次大声喝道。

    我的心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顿觉凉彻骨髓，我这么大老远赶来，连个好言语都得不到。下午我又找了几个院长，院长们虽说态度上好一些，却是互相推逶，都说自己不管评职称的事。我连累带气，一下子就病倒了。

    在招待所里住的来农科院办事的几位年纪很大的女同志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她们听说我是来找职称的，便伤感地对我说：“孩子，回去吧！任何希望也不会有的，院领导又不是你的什么亲戚。”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希望了，为了少耗费点钱，第二天下午我便乘火车回昌黎了。

    晚上8点多钟，火车进了北京南站，中转换车在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我要在车站等一夜。候车室里挤满了人，我只好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坐，外面也到处都坐满了人。半夜里忽然下起了小雨，顿时天变得很冷，冷雨沙沙地打在地上，像是一声声凄凉的抽泣。

    我茫然地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困倦的人群，一个可怕的念头从我脑海中葛然升起，我觉得只要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烦恼，就永远无忧无虑了。当时卧轨是通往自由世界最容易的途径......但是人作为最高智能生物，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更何况我家里还有刚满七岁的儿子，但是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可怕的念头。

    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候，我打开提包，拿出《北方园艺》1995年第1期，封二上有刘恩晨老师写的“辞旧迎新本刊主编向各界同仁致意”，我借着高压汞灯的亮光，一字一句地认真看起来。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好多遍。特别是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在旗帜和号角下去迎接明天吧！明天一定更加美好！”这字字句句仿佛掷地有声！

    我想：只有在逆境中勇于生存的人才能看到明天的美好，如果像我这样，被逆境压得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怎能迎接光明的未来，又怎能对得起刘老师对我的希望和鼓励呢？他把我誉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的榜样，难道当今中国青年人就像我这种精神状态，不堪一击，岂不被世人耻笑？想到这里，尽管我心中仍饱含着巨大的痛苦，但毕竟开始冷静下来，不想与尘世告别了。

    次日早晨5时许列车从北京南站开出，上午11点多钟，我一无所获地从省农科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