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上世纪1997年农历四月初四早晨，撇下我们永远走了的。

   之后，游子的我，年年月月，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忘记过去她老人家的形神言语，协助父亲艰难拉扯我们姊妹兄弟的日子岁月。而那特殊年月里的特殊风雨雷霆所酿造的一幕幕时代阴影、岁月烙印，对应在她身上的社会现象劣质人性恶化的丑陋行径，真是刻了骨、铭了心的！此生，恐怕再不会在我人生感情的渠道流失得了，消隐得去。

     母亲生于上世纪1922年中秋节月夜。据说，命相还是比较好的，但在我的记忆里，生活过得太过苦情了，有几个附着在社会发烧环境的悲惨节点，以至于我这个不大不小的诗人作家，常常无语叙说，无词形容。后来想想，有人曾险些要把那给国家民族酿造过莫大灾难的数年浩劫运动，都快美其名曰为十年探索的身世背景，也就无语释然了。从此也就悄悄然地归罪于她老人家的命，她们那代人特别是那代小脚妇女的命，作罢。

      但是，随着我涉世渐深，经历复杂化，由教师而公务进了官场，耳闻目睹人间万象，好多年每逢三八妇女节，我的心难免要为小脚的母亲悲悯一番，为那代小脚妇女的命运遭际而伤感得心事沉重一番。

      是啊，母亲那代妇女都是小脚，个别比她们年龄小一点的，命运好一点的，能有个“解放脚”也就算是幸运者了。但因为大集体挣工分的长时劳动，她们都过得艰难勤苦。加上阶级政策，斗争路线下，成分不好的就更加难殇了。

     提到三八妇女节，好多事真能写成书的。单是耳闻目睹的故事定能感动你流下泪来的。

      由于祖上是书香门第，家父属于读书人，教过学，当过民国末年的本地小学校长。解放初又是公干人员。直到1958年拔白旗运动间，他胆小不忍眼前“闯燕麦渣”儿的运动现场，放弃公务，寻求避风港湾而回村劳动，结果半世穷困，直到1968年秋季入学。给我拿不出五毛钱的学费而使我等待寻觅了一个多星期后，尴尬辍学。那时，母亲因受整病卧在床一年多了。但母亲自幼爱书，硬是在几个哥哥的读书声中，记下了《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等传统蒙学读物，并按其中道理，教育我们。母亲爱书的主要成果就是让我们兄妹都上过学堂。我是家里最困难阶段辍过学的，在父亲不想再让我去复学的严峻现实面前，她力主后重新让我走进学校大门。也就是说，是母亲在那年我未交上五毛钱的学费失学，翻年的秋后，作为掌门人的父亲，对孩子上学失望的前提下，是母亲在病中为我力争上学机会的。也便成就了我这个不大不小的诗人作家，没有跌倒在识字断句的当年。

     可能正因为如此吧，我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属于最先知晓像母亲那代小脚女人，新中国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明白她们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每年的三月八日会是她们自己的节日，但三十多年来压根儿没有过过，也会有人知道的。就我而言，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五个年头，加上教师十年，十多年的公职人员，也是没有意识到她们那代农村妇女，真还少有人知道她们自己的节日是什么颜色的。集体化时期，似乎没有人提出在三月八日给农村妇女放假过节的。土地承包后，又是各自为干活单位，谁能记得期公历三月八日呢、就像在城里的机关干部职工，很少有人记得农历一样。

      1990年是马年。我们姊妹弟兄在县城医院轮换伺候母亲两个多月了。当时，我是离开县委到市文联工作两个半年头，在当地也算是个小作家了。这个月我负责与妻子伺候母亲。一日，我按大夫开的药房取药时，药房门紧锁着没有，一打听值班护士，回答说今天三八节，都过节搞活动去了。我茫然，我震惊。震惊我这整整70岁龄的小脚母亲，何曾晓得更何曾过过一次三八节呢？！ 是的，没有过。母亲没有，那村子里的几十个小脚妇女谁会能知道，谁又会曾过果呢。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里长岔第一个考取公职拿上工资的，母亲也是村子里唯一能背《三字经》的小脚女人，连我都是才发现的，那么谁会发现，谁会知道呢？

     这天，我以喋血祭祀的心态，在病床上为母亲过了生命走至70岁龄，单是大人物喊着解放妇女也四十多年的1990年马年的三月八日，过了头次属于她自己的节日。

    但我不知道，村子里母亲的伙伴们，那年那月那日，会有人给她们，堂堂正正地在三月八日过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

    那天下午，心事中的我还想到，母亲们根本不知道更没有用过卫生纸。作为女性的她们，属于生理功能的要求，也永远不再用卫生纸了。

      每每想起这些，我感觉我们对了母亲们，都很悲哀。有些人，甚至很可耻。